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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针”疗法与“文化区系”“百越”的文身习俗

文化区系视野下“九针”疗法起源新探
 
黄帝内经》“异法方宜论”“五方论”,暗含中国传统医学地域性起源的解说。笔者以“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简称“文化区系”)为全新视角,从东方砭石、北方艾灸、西方毒药、中央导引入手,探寻“上古砭石疗法”“艾灸疗法”“草药疗法”和“导引术”的起源问题。本篇将继续把目光投向南方,聚焦于“九针疗法”的起源问题。
 
“九针”疗法与“文化区系”
《素问·异法方宜论》记载:“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1]。
 
对“异法方宜论”医学起源五方观,当前中医史学界普遍持否定态度。“疑古”与“五行说”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观点。传统观点认为,上古砭石疗法是“九针”疗法的前身,但也有学者发现,“晋代以前,砭石与铍针是同时存在的”[2],甚至提出了“针石同时存在,因使用体系不同”[3]的观点。对此笔者赞同后者并借用苏秉琦先生的“文化区系”[4]视角进行研究,进而提出“九针”与其使用者的地域文化息息相关。
 
“九针”疗法起源与南方“百越”族群密切关联。“百越”生活在我国长江以南东起江浙沿海,西至云贵高原的辽阔土地上。她支系众多,包括吴越、于越、闽越、扬越、骆越、南越、滇越、东瓯、西瓯等族群[5]。本文从“百越”地域文化入手,分析当地的文身习俗、青铜剑的铸造工艺及铜矿、朱砂矿的开采等问题,来探寻“九针起源于南方”的课题。
 
“百越”的文身习俗
“异法方宜论”记载:“南方者……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对此解释为南方人皮肤细腻且色红[1]。笔者不同意这种解释。基于《文化区系视野下的上古砭石疗法起源初探》[6]一文对东夷文身术的思考,笔者提出:“东方之人有纹黑色稀疏花纹的文身习俗,且多见痈疡之病,这些都适宜使用砭石”。同样,“南方之人有纹红色细致花纹的文身习俗,且多见经络不通而痛痹之病,这些都适宜使用微针”。这与“百越”地域文化特征和“楚越”文化尚红风俗相吻合。
 
笔者认为,相对于东夷部族的文身器械——砭石和骨针,“百越”族群的文身器械可能是更为精细化的植物刺、骨针和后来发展的金属针。
 
1.“百越”的文身工具与“微针”
文献记载,上古时期拥有“被发文身”习俗的族群,主要集中在东夷和“百越”,而尤以“百越”更为突出[7]。人类的文身方式可分为3种:一绘身、二文刺、三剺痕[8]。其中的绘身接近于现代“人体彩绘”;文刺就是针刺皮肤;剺痕则是使用尖利器具割划皮肤。笔者认为,东夷部族的文身是使用砭石类器具剺痕文身,其特征是无复杂图案,以黑色为主,属粗犷型文身;百越部族的文身是使用较精细植物刺或金属针、刀进行文刺并伴以绘身,特点是文刺图案复杂,以红、黑、蓝色为主,属于精细型文身。
 
对于文身工具我国先秦文献中没有记载。据现代人类学家调查显示,我国海南、台湾、广西、云南等地区少数民族使用的文身工具,一类是植物刺,海南至今文身仍使用植物黄藤的刺,名为“黄藤针”;二类是金属针,台湾使用缝衣针或铜针;云南使用铁针或管针[8]。
 
《汉书·艺文志·医经》曰:“用度箴石汤火之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颜师古注曰:“箴所以刺病也,石谓砭石,即石箴也”[9]。此处所用“箴”为植物刺或竹针,而不是“鍼”金属针。可见,“微针”疗法与砭石疗法并存[10]。
 
“骆越”为先秦时期聚居于广西、云南地区的“百越”族群。截止目前,唯一出土疑似文身针具就出土于先秦“骆越”族群的活动范围(广西)[8]。1985年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出土2枚精致的西周青铜针。扁而薄的针柄,便于两指夹住,操作文身,而短小的针尖也适合文身浅刺[11]。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并认为该铜针就是中医“九针”[12]。
 
笔者认为,出土铜针是文身针具还是“微针”,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予以支持,故此不便妄断。但铜针恰恰证明“微针”与文身工具之间具有关联性。先秦“百越”族群的文身习俗,使得“百越”对“针刺”方法格外熟悉或领先于其他地区,这一优势很可能推动了“微针”疗法和针刺工具的持续发展。
 
2.南方文化的尚红习俗与文身颜色
楚国是先秦时期南方第一大国,“百越”是先秦时期南方第一大族群。楚越文化长期交汇融合,形成先秦南方文化的主要脉络[13]。楚人尚红构成了先秦南方文化的色彩基础。《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起义时“帜皆赤”,自托为“赤帝子”,这体现了刘邦“楚人尚赤”的习俗[14]。另外战国楚墓中的木俑、战旗和衣裳的颜色大多数都以红色为主,可见红色最受楚人青睐[15]。
 
先秦时期红色颜料主要是丹砂,即朱砂。朱砂以湖南辰州所产为最好,故称辰砂。据学者统计,朱砂的现今产地有贵州的铜仁、湖南的凤凰、重庆的酉阳、四川的盐源、广西的南丹和云南的腾冲等[16]。朱砂产地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先秦南方楚越文化尚红习俗的存在是有其物质基础的[17]。
 
据《神农本草经》记载:“丹砂,上品。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杀精魅邪恶鬼”[18]。先秦楚越地区巫术盛行,“驱疫避邪”成为尚红习俗存在的巫医基础[19]。西周时期妇人流行以丹砂红点著面的习俗,直至汉唐。两汉时期又发明出以丹砂制作胭脂的方法,朱砂唇膏和脂粉开始流行[20]。这类以丹砂著面的习俗,实际上是上古文身术“绘身”形式的转化和演进。
 
“九针”与“百越”的精细化青铜铸造工艺
《灵枢·玉版》曰:“夫大于针者,惟五兵者焉”[21]。笔者提出,“九针”属于兵器,且与先秦“百越”地区的青铜兵器、农具和生活用具的先进铸造水平相关联。以往对“九针”多集中在针具的形制和材质,却少关注针具的锻造工艺。
 
1.“九针”与“吴越”的青铜剑锻造技术
中国青铜时代各地均掌握了青铜的冶炼和锻造技术,但其技艺各有特色。北方青铜器以大、厚、重为特征,突出礼器的祭祀和象征作用;而南方的青铜器以精细著称,无论是花纹还是造型均体现出南方青铜铸造工艺的精细特征。这与南北方的文化差异具有直接关系。春秋战国时“天下十大名剑”在“吴越”;著名铸剑师“欧冶子”与“干将莫邪”也在“吴越”,由此可见,“吴越”族群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剑铸造技术。
 
“铍,剑如矛装者”[22]。秦始皇陵1号兵马俑坑出土了形似短剑的青铜兵器,后面连接木柄,被确认为“铍”的实物[23]。至今出土年代最早的“铍”当属浙江瓯海出土西周“双耳铍”。经认定,瓯海“双耳铍”应当是吴越式铜剑和铜铍的源头[22]。故此,我们推断“铜铍”制作工艺发源地之一当属“吴越”地区。
 
“九针”之“铍针”被认定为“形似剑,而具有矛功能的针”。笔者认为,古代针具作为类兵器的通用型医疗器械,制作精细,需要特殊的锻造工艺制作,以保证其使用的耐久性和可靠性。医学、技术和器械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掌握了当时最先进锻制兵器技术的“吴越”族群最有锻制“九针”的技术基础。
 
2.“九针”与“扬越”的“三把刀”
“扬越”是先秦时期居住在扬州的百越族支系[24]。扬州特色技艺“扬州三把刀”是指厨刀、修脚刀和剃头刀,代表的是扬州地区的烹饪、沐浴和理发技艺文化,也体现了南方“扬越”文化的精细特色和专用工具的锻造技术[25]。以修脚刀为代表的“扬越”沐浴文化为例,扬州出土战国灰陶沐盆;高邮天山西汉广陵王陵发现浴室及刮刀,刮刀全套又有大小之分,刀型各有用途[26]。
 
作为医疗手术器械的“九针”是一套成熟的外科工具,其精细化操作的特征与成套使用的扬州修脚刀颇有几分相似。“百越”地区出土大量制作精细的兵器、农具和工具是中原地区所没有的[27]。这充分反映出“百越”部族将精细化生活质量作为追求目标,与中原地区注重礼器而非实用器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本质上来说还是南北方地域文化差异造成的。
 
3.“九针”与南方“百越”地区的铜矿采炼
“九针”的锻造使用青铜作为基本材质[28]。先秦时期我国南方“百越”地区成为了冶炼技术的南方中心。
 
湖北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采铜炼铜遗址。据考证该遗址属于南方“百越”之“扬越”部族所建的东鄂方国。矿冶遗址出土的先秦时期矿业工具主要是由青铜器和木器构成,这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铜矿采炼技术水平[29]。
 
从湖北瑞昌铜岭向东400公里的皖南铜陵矿冶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最大的一处古代矿冶遗址群,这里曾是先秦“百越”之“吴越”部族的重要矿冶基地[30]。除了铜陵遗址,皖南地区还发现大量先秦矿冶遗址,这说明皖南地区是先秦时期“吴越”部族长江下游地区的冶炼中心。
 
小结
“九针”源起于南方“百越”族群的文身习俗,这是笔者的大胆猜测。其依据有二:一是以往少有学者关注“百越”族群文身工具和丹砂颜料与“九针”之间的关系,笔者为解答“异法方宜论”中“南方者,致理而赤色”的疑问,深入研究文身的工具及颜料,从而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关联。“南方人文身花纹细致且喜绘红色”才是“异法方宜论”的本意。“九针”疗法源自于“百越”部族的文身习俗,“九针”源自于“百越”部族的文身工具。二是以往学界较少关注“九针”的锻造工艺和材质来源问题,天然认为“九针”的制作非常简单。笔者却认为,“九针”的源头是兵器,其锻造工艺要求很高。“九针”的锻造技术得益于先秦“百越”地区的精细化青铜文化、先进的铸剑历史及悠久的铜矿采炼技术。最后,笔者提出南方“百越”族群的独特地域文化构成了“九针”发明和发展的基础,换句话说,“九针者,亦从南方来”。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袁婷 张丰聪 王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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