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求中医之振兴，必求学术之振兴；欲求学术之振兴，必求理论之振兴。中医理论研究总的指导原则应是继承、移植、创新三者相结合。作为中医学人，我们要时刻重视从实践到理论的提升。仝小林院士结合《内经》“痹证”和“伏邪”理论，提出脏腑风湿学说，即是对中医理论新的探索和创见。该学说指出，机体感受风寒湿邪，或伤及皮表，渐传五体，甚至内传脏腑；或通过口鼻等官窍而直中脏腑。病邪盘踞经络，痹阻气血，形成痰瘀，进而造成五体或脏腑结构、功能的异常。一则潜伏盘踞之风寒湿邪，与痰瘀互结，成为“伏邪”，在外邪的引动下反复发作，缠绵难愈。因此，脏腑风湿，虽冠以脏腑之名，实则代表着一身上下、表里内外诸处之风寒湿病，是各类风寒湿病的概称。仝小林院士主持编纂《脏腑风湿论》一书，以“四焦八系”为分类，详论各“焦”、各“系”之多种“脏腑风湿病”，理法方药齐备。
纵观两千多年中国医学史可以发现，从秦汉至隋唐时期，医家多论风寒，尤以仲景《伤寒杂病论》为代表；至宋金元时期，温热邪气始为医家所重，自河间提出“六气皆从火化”，温热致病倍受医家关注；至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由成熟至鼎盛，凡论病者多重温而轻寒。因此，自宋以降，“寒病”之论渐行渐远，寒湿类疾病的专著鲜有出现，寒湿类疾病的理法方药辨治体系亦未有系统之建立。比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性属寒湿，但却未有寒湿疫相关的专著以指导临床，不似温疫、湿瘟分别有《温热论》《湿热论》等代表性著作。
风寒邪气为病，仲景创六病证治体系而成《伤寒杂病论》，成万世不易之法；温热邪气伤及肺卫，叶天士创“卫气营血辨证”而成《温热论》，成为温病经典之作。温热夹湿，则为湿热，薛雪分门别类而详论于《湿热论》，吴瑭更于《温病条辨》中创三焦辨治之法；风寒夹湿，则为寒湿，《内经》中虽有痹证之说，但却未有系统之论。随着温病学说的兴起，医家对寒湿类疾病的相关论述逐渐淡化。现代随着空调的普遍应用，以及贪凉饮冷等不良习惯的增多，导致寒湿类疾病增多，故亟需对这类疾病的发病规律进行系统总结。
脏腑风湿者，以风寒湿邪为直接病因，继生之痰浊、瘀血亦为不可忽视之致病因素。其病机为风寒湿邪趁人之虚，侵袭皮表、官窍，盘踞经络，阻滞气血，形成痰瘀，进而影响五体、脏腑等的结构和（或）功能。其病位遍及周身上下、表里内外，一身之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等部位皆可发病。其中之皮表、官窍为初始病位，脏腑则为病邪传变之最终归宿，故病至脏腑则深矣。扶正袪邪是脏腑风湿病的总治则，扶正之法以补养脏腑精气、补充气血为主；袪邪之法则含义甚广，或祛风、或散寒、或祛湿、或活血、或祛痰、或通络等等。扶正之法，亦有虚实之辨，体虚者，补养精神气血即为扶正；体实者，袪邪即为扶正也。透邪外出是脏腑风湿的主要治法，透邪之法形式多样，或升散、或清上、或透表、或发汗、或散寒、或祛风、或渗湿等等，透邪的主要目的则在于阻断病邪内传、阻止病情进展。方药运用，随法而成，其中之独活寄生汤是治疗脏腑风湿的典型代表，该处方既用四物汤、四君子汤补养气血，用杜仲、桑寄生、牛膝补肝肾、壮筋骨，亦用独活、秦艽、防风、细辛等药祛风、散寒、除湿，兼具透邪之效，其治法非常契合脏腑风湿的病机传变规律。另外，三生饮、小续命汤、升降散等袪邪、透邪的方剂皆可随病症而加减运用。
该书有三点理论意义值得关注：其一，体现“天人相应”的中医整体观。脏腑风湿所论为外感风寒湿邪侵袭后，或由表渐传或直中脏腑，病邪伏于体内，痹阻气血，进而造成五体或脏腑结构、功能的异常，同时可在外邪的引动下反复发作，缠绵难愈。反映出人体内环境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要重视外界自然环境中的邪气对人体造成的病理影响，外感风寒湿邪所致的种类繁多的疑难疾病需要系统的理论总结与发展。其二，对“痹”的理解有所延伸。“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风寒湿邪为引发痹证的主要致病因素，谈到“痹”，大多会想到关节痛，风湿性关节炎，而实际上五脏皆有“痹”，以风寒湿邪为根源，引发一系列经脉气血运行的不畅，可转化为不同的病理性质、发展到不同的病变部位，形成多种寒湿类疾病。其三，重视体质的易感与从化现象。风寒湿邪侵袭，肌肉疏松、腠理不密，阳虚体质之人易患此病。风寒湿致病，有寒化、热化之别，然寒热之化，全在患者之体质。一般而言，阴虚或阳盛体质，邪多从阳化热、化燥；阳虚或阴盛体质，邪多从阴化寒、化湿，体现了体质从化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