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医学传承事业中，经方的分量最重。经方是中华民族的原创，传承至今几千年，依然活力四射。经方以其极强的规范性与有效性，在中医人才培养、临床医疗保健、市场开发等方面均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年来，经方的传承日益受到国内外中医界乃至社会的重视，成为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中的一个高地。本版特将我国现阶段经方传承的特点、发展趋势以及需要重视的问题对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院长黄煌教授作了采访，记录如下。因内容较多，故分上、下篇刊登。
问：近几年来，经方成为中医界的一个热词，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经方的定义？
黄煌：经方之名，始于汉代。《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对古代医学相关著作按“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分类，其中“经方十一家”都是古医方，如相传是商代伊尹所撰的《汤液经法》三十二卷就在其中，可惜十一家的原书现在都已经失传了。这些古医方，都是古代的经验方，这也是经方最初的定义。明清之际，经方的概念发生变化。经方主要是指东汉医家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里记载的古医方，所谓仲景方。如清代医家徐灵胎说：“金匮诸方非南阳所自造，乃上古圣人相传之方，所谓经方是也。”“惟仲景则独祖经方而集其大成，远接轩皇，近兼众氏。当时著书垂教，必非一种，其存者有《金匮要略》及《伤寒论》两书”“因知古圣治病方法，其可考者，惟此两书。真所谓经方之祖，可与《灵》《素》并垂者。”在这里，经方的经，是指经典、经纬的意思，经方成为中医经典方、规范方、标准方的代词。现在公认的经方定义概念基本如此。补充一下，《伤寒杂病论》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伤寒论》，有方113首；一是《金匮要略》，有方206首。两书去除重复及有名无药方，仲景方为260多首（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几家报告的数字略有出入）。
问：能否说说经方是规范方、标准方的含义？
黄煌：在无数古代经验方中，仲景方能被后世推崇为经方的代表，不是某人的奇想，而是医学发展的必然，是学术中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经方的标准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经方有方证。方证是用方的证据，更确切地说，是安全有效使用经方的临床证据和凭证，其客观性强，歧义性小，实用，可操作，可复制。方证必须相应才能安全有效，所以，方证既是临床诊断的基本单元，是处方用药的抓手。识别方证是临床中医师的功夫所在。方证是经方的精髓。后世也有许多经验方，就是缺乏明确的方证，使得其价值大大降低。方证在哪里？就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那些条文里。
第二，经方有明确的剂型、剂量和煎服法。如清代医家陈修园所说：“长沙当日必非泛泛而求，大抵入手工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用此方必用此药，其义精，其法严，毫厘千里之判，无一不了然于心……宜汤，宜散，宜丸，一剂分为三服、两服、顿服、停后服、温服、少冷服、少少咽之，服后啜粥、不啜粥、多饮水暖水之类，而且久煮、微煮、分合煮、去滓再烛、渍取清汁，或用水，或用酒及浆水、潦水、甘澜水之不同。宋元后诸书多略之，而不知古圣人之心法在此。”经方的这一严密性，是后世方无法相比的，即使高等中医院校的教科书也有所欠缺。正由于经方具有这种及其严密的标准与规范，才被历代医家所推崇。
问：经方如此重要，难道我国历史上没有重视经方吗？
黄煌：对经方的重视和应用，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在学术界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医家从明代医学浮泛不实的医风中脱逸出来，转向《伤寒论》为代表的古医学体系的研究和传承。由此，医学风气为之一振。代表人物如方有执、喻嘉言、程应旄、舒驰远、柯韵伯、徐灵胎等。清代中后期，经典普及不足，但其中不乏如陈修园、邹澍、莫枚士等医家在经方的普及推广、经方的理论研究以及文献整理方面作了重要的贡献。晚清以后，经方医学开始复苏。在这时期的重要人物是曹颖甫。他力挺经方，强调仲景之法，今古咸宜；主张研究仲景学说以“考验实用为主要”。他的《经方实验录》所反映的重视实证思想，代表了当时中医学术界的新思潮。晚清有一批临床经方家，值得推崇的有郑钦安、余听鸿、汪莲石、萧琢如、黎庇留、易巨荪等人。他们擅用经方大剂，开世人眼目。
五四运动以后，中医存废之争激烈，为了证明中医学的科学价值，寻求自身的优势，中医界又一次看到了久经实践检验、朴实无华的典范之作《伤寒论》，特别是近代日本汉方的代表作《皇汉医学》中译本发行。日本经方研究成果极大地振奋了当时中医界的信心，日本近代汉方研究的思路也给中国的经方研究带来许多启发。经方再度引起中医界瞩目，一大批擅用经方的医家被人称之“经方派”。其代表人物有陈伯坛、范文虎、包识生、陈鼎三、恽铁樵、祝味菊、陆渊雷等。抗日战争以后，时局动荡变迁，但经方医学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方家如雨后春笋。据我所知，20世纪中叶，北京有胡希恕、岳美中、赵锡武、宋孝志等，上海有徐小圃、夏仲方、吴涵秋、刘鹤一、姜春华等，江苏有叶橘泉、余无言、章次公、樊天徒、朱莘农、武简侯、翟冷仙等，福建有陈逊斋、陈慎吾，江西有姚荷生、杨志一，湖北有冉雪峰，湖南有赵守真，辽宁有陈会心、张岫云，河北有郭可明，天津有赵寄凡，山东有刘惠民，山西有刘绍武、门纯德，甘肃有权东园、裴慎，云南有吴佩衡、戴丽三，四川有刘民叔、陈鼎三、陈达夫、江尔逊、唐步祺、范中林，重庆有补晓岚，河南有周连三，均是名动一方的经方大家。20世纪中后叶，随着这批经方家的年高谢世，经方派传人渐少，经方医学从主流中医领域逐渐淡出。特别是上世纪末开始，李克绍、陈亦人、刘渡舟、陈瑞春等几位著名《伤寒论》研究专家相继去世，使得原本在中医高校中就已经不响亮的经方之声就更加微弱。我国的经方医学传承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
问：现阶段提出经方传承的现实意义在哪里？
黄煌：首先是培养中医人才的需要。经方是中医临床的基础，是登堂入室的门径。欲为大医，必擅经方。
历史上许多名医都是从学习《伤寒论》《金匮要略》入手的。因为经方不仅仅是方，经方是经方医学的略称，是一种思维方式。经方强调方证相应。方证是一种直觉思维。“观其脉证，治犯何逆，随证治之”，临床观察的结果是认识方证。所以，方证不是思辨所得，而是望闻问切所得，是用方药的形式固定下来的诊断单元。换句话说，《伤寒论》更多的是用描述的方法，活灵活现地描述患者的体型体貌、脉证腹证、精神心理状态、好发症状等，而不是给人以许多理论概念和推理。
为什么中医需要师带徒？就是要在诊室里学，看老师如何看病？什么样的病人用什么样的方。但是，这种朴素的思维方式被忽略了，现在高等中医院校的教材里不讲方证，而充斥脏腑辨证的概念推演，不能不说是一种当下中医教育的集体失忆或学术退化。而且，方证思维是参照经验的模式识别，简洁快捷，能一步到位，是临床医生的最佳选择。胡希恕先生说：“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辨方证也是学习中医研究中医的最佳切入口。刘渡舟先生说：“要想穿入《伤寒论》这堵墙，必须从方证的大门而入。”
其次，是临床实用价值的需要。经方本来是治病的有效验方。但是，现在许多医生不会用。他们认为这些古代的配方不能治疗今天的疾病。乍一听似乎有那么回事，但细细一想，这是不对的。第一，人类的疾病古今变化不是很大，有许多疾病古代有，现代也有，比如感冒、结核病、糖尿病。第二，古今人类的疾病反应方式没有变，比如寒则无汗、尿清长，热则汗出、口渴、尿短黄；古人服大黄腹泻，今人服大黄也腹泻。经方的治疗对象是人。疾病虽然有不同，但人是不变的。所以，近代以来有关经方治疗现代疾病的报道连篇累牍，例子不胜枚举。而且，经方非常经济实惠，可以说，不花钱，能治病，花小钱，治大病。
再就是市场开发价值。经方是中华民族的临床经验结晶，可是没有专利，是人人可共享的。不过，在如何应用好经方治疗现代疾病方面，我国还可以形成自己的专利和技术壁垒。就是针对国内市场，其经济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日本津村制药公司靠一个“小柴胡汤颗粒”，就够日常运作开支；国内某制药公司的“一清胶囊”，就是经方三黄泻心汤，已经搞得轰轰烈烈。可见经方的商业价值所在。
（记者 张亦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