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至今已有两千余年，大凡成果卓著的医学我们无一不对其奉若神明而敬慕之、精研之、遵从之、饯别之。历代《内经》研讨成果迭起，特别近30年来更是异峰凸显，可谓《内经》研讨的黄金时期，不管成果数量仍是质量都是前无古人的。
近日欢喜而用心地习读了津门内经学研讨专家王玉兴教授所纂《黄帝内经三家注》，颇受教益和启迪。他以共同的视角和发人深思的办法投入研讨，使人似曾相识却又耳目一新。
据我所知，王玉兴所供职的天津中医药大学之于《内经》研讨根底坚实、学风朴素、工作厚实。他自己早年师从于著名医史文献学专家郭霭春和内经学专家王士福，且尽得所传，故于文、史、哲、医功底深沉、治学谨慎、学贯古今，可谓《内经》传承之碣石和砥柱。
当今中医部队鱼龙混杂，不但学风浮躁、急于求成者有之，更有少许不理解《内经》、不理解中医、不理解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却对《内经》甚至中医学术评头论足、妄述妄砭者，对此他深感忧虑与不安，惴惴于珍宝之失泽，惶惑于真言之不彰。
于是遵循孔夫子“述而不作”的古训，学习宋人纂《史记三家注》而集裴骃、司马贞和张守节三家名注；学习清医郭汝聪纂《本草三家合注》集张隐庵、叶天士和陈修园三家之注；还学习王冰、马莳、张隐庵三家以及马莳、张隐庵两家对《素问》《灵枢》注释的纂集（见《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医经》）的先例，在细心勘校的根底上，沿用通行本《素问》《灵枢》篇目次序，将《内经》研讨史上位置显赫的杨上善、王冰、马莳、张介宾的研讨成果，顺次纂集于相应经文之下。
这一体例避免了研读时费力费时的翻检。特别是杨上善、张介宾两位我们，虽然匠心独具地将《内经》原文按其内容拆割别类使之体系，但却给速检或通读原文及注释者带来不方便，《黄帝内经三家注》的编纂刚好处理了长期纠缠和困扰读者的这一难题。
《内经》自其成书以降代有研讨，其间文献研讨办法最为常见。不管是杨上善、王冰的研讨，或者是现在《黄帝内经三家注》的纂集，均属传统文献研讨。因其成书长远，“文义高古渊微”（张介宾《类经·序》），加之传抄刊刻造成的讹、脱、衍、倒等问题确实不少，历代医家和学者遂将文献学办法列为《内经》研讨之首选。
他们以古典校雠学办法、经历及成果，开掘收集、收拾研讨《内经》，去伪存真，阙疑补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力求保持、恢复（或挨近）其原貌，使之为各个学科、各个层次的专业工作者所了解、把握和运用。
因为《内经》的专业特征和时代特征非常浓郁，不注不释，后人难以读懂，不理解不通则无从谈及研讨及运用，所以在其成书不久，西晋皇甫谧在其所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中即首开分类研讨之先河，尔后的梁代全元起，唐代杨上善和王冰，北宋代林亿，明代马莳、吴崑、张介宾，清代张隐庵、高世栻、姚止庵等，都对《内经》作了各具特色的注释。
南朝全元起所作训解，是《素问》前期注本。据载，全氏训解时，《素问》仅存八卷，卷七已佚，计注释六十八篇，宋时尚存，尔后亡佚，在《新校正》中其篇目得以保留，并且此书对杨上善《太素》注和王冰《素问》注，都曾产生过显着影响。全元起之注不只保存了王冰次注之前的《素问》相貌，并且他善于在讲清医理的一起把对词义的解说融合于串讲之中。《黄帝内经三家注》将全元起的深邃见地与《新校正》的真知灼见毫无遗漏地收载其间，为深化考察《素问》供给了完好的材料。
唐初杨上善奉敕撰注的《太素》，是分类注释《内经》的前期作品，其将《素问》和《九卷》（即今《灵枢》）原文分为十九大类，每类分若干篇目并加以注释。书中涉及《素问》的部分保存了王冰改动之前的原貌，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与此一起杨上善注文颇具汉儒治经之遗风，熔雠校训诂、创造医理于一炉，实为研习《内经》之所必读。凭借《黄帝内经三家注》，将杨注与王冰和张介宾注比照参详，是不难发现杨上善许多奉献和治经特色的。
中唐王冰在重新编次《素问》的一起，对经文作了体系而翔实的诠释，他“精勤博访”“敷畅玄言”，对经旨多有发挥。王冰注语竟达4479条之众，所引文献有40种之多。他所选用的校勘、注音、释词、解句、懂事诸法为后世研讨收拾医籍所效法。特别是将其广博的医学常识和丰厚的临床经历用于注疏之中，使许多博奥难识的经文得以焕然冰释。
通过王冰次注，使《素问》宏旨大义得到了进一步的阐扬和拓宽，并且成为后人注释《素问》的根底和规范。北宋林亿等在对王冰《素问》进行校勘的一起，又增注文1340余条，其于王注既补未注之文，又正疏解之误，更达未尽之义。在《新校正》中，林亿等除引全元起、杨上善、孙思邈、秦越人、吕广等人之说外，又多申己意，对进一步阐发经义，做出了应有的奉献。《黄帝内经三家注》对王冰和林亿等校注的珍贵文献，无一遗漏地尽收其间，对今后研读《素问》助益良多。
明代马莳是位重视临床实践，拿手针灸看病的医学我们。所著《素问注证发微》和《灵枢注证发微》将经文分红若干章节，然后分章节予以注证，这就不同于随句注解的办法。他的注释多遵从《内经》原旨，如“少火”“壮火”之注便是其例。马莳运用娴熟的经脉常识和丰厚的针灸经历，对经脉腧穴证治的解说和引证较为翔实并且到位，所著《灵枢注证发微》真可谓是精心研讨《灵枢》之启端，深得后人赞赏与奖励。这在《黄帝内经三家注》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表现。
明代张介宾既是一位具有丰厚临床经历的理论家和谈论家，又是一位具有深邃理论造诣的临床家和实践家。他远绍其业，所著《类经》可谓《内经》分类研讨最有成果、最为完好的作品。书中将原文分为十二类，别离摘引《内经》原文，“以类相从”，详加注解，不只援引、解说并谈论了前人的说法，还提出了自己的见地。该书纲目清楚，条分缕析，多从易理、五运六气、脏腑阴阳气血理论等视点阐发经文蕴义，颇能启迪后学。特别是关于比如“命门”“寸口诊脉”“元气”“三焦”等重大出题均有独到见地和发挥，确有义理周详，畅晓理解，见便得趣，悉具来源等长处。凡此种种，皆在《黄帝内经三家注》中表现无遗，一起也克服了通读和审阅《类经》不方便的先天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