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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正名为“纲”分项叙事为“目”

本草纲目》叙药时,正名为“纲”,分项叙事为“目”。
 
李时珍说:“诸品首以释名,正名也。次以集解,解其出产、形状、采取也。次以辨疑、正误,辨其可疑,正其谬误也。次以修治,谨炮炙也。次以气味,明性也。次以主治,录功也。次以发明,疏义也。次以附方,著用也。或欲去方,是有体无用矣。”
 
李时珍的具体做法是,纲:首标药物正名,大字书写(之下小字注明出处);目:下分8项(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专题叙述。

本草纲目
 
释 名
 
此项内大字排列异名,各名之下小字注明出处,然后再述药名的含义等内容。
 
本草释名,首先从陶弘景开始,为本草释名奠定基础,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失误,唐代苏敬等编纂的《新修本草》扩大释名范围,并纠正陶弘景的一些错谬。宋代的本草书较多,但大型的还是《开宝本草》《嘉祐本草》《证类本草》。这三部本草著作药物种类逐渐增多,引用文献资料更加丰富。尤其唐慎微在《证类本草》中引载有关本草释名的资料更多,本草释名有所发展,但未能形成系统,编著期间受到王安石《字说》的消极影响比较大。
 
李时珍开辟专项,大规模进行本草释名,在本草学术史上尚属首创。他不仅继承了先贤在本草释名上的优良传统,而且发挥自身深厚的学术功底,亲自考辨药物,采用名物训诂方法,如辨物订正、因字求义、因音求义等,确定了《本草纲目》所载药物的正名及出处,排列出绝大多数药物的异名及最早来源。众多的药名含义,经李时珍的探索和阐述,隐晦者获彰显,错谬者得纠正。如在第18卷“葎草”与“勒草”之辨,破解了本草界千年的疑问。类似例子举不胜举。
 
本草纲目》中,有好几种药名的确切含义李时珍也未知晓,如第12卷的巴㦸天,“释名”中便说:“名义殊不可晓”,第27卷蒲公英,说“名义未详”,第32卷吴茱萸,说“茱萸二字义未详”等,都如实注明。
 
李时珍也受到王安石《字说》的消极影响。在《本草纲目》中转引《字说》内容20余条,其实俱为穿凿字形、附会字义的“产品”。李时珍也将一些形声字当作会意字,轻说字形字义,便难免穿凿附会。另外,有些药名,并无多少道理可说,多是“约定俗成”的,或者是外域药品的音译,但李时珍总想找个说法,望文生义,其实未见得妥当。以上这些未妥和讹误与全书释名内容比较起来,仅为一小部分,瑕不遮瑜。
 
李时珍对本草名物训诂的贡献巨大,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集 解
 
新设这个专项,主要是记述药物的品种来源、产地、生态环境、形状、生长过程、采收等多方面的内容,甚为丰富。
 
历代本草书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而且唐代《新修本草》及宋代《嘉祐本草》在编纂时还组织过全国药物大普查,将药物绘画并配以文字说明上报、汇总,积累了大量有关资料。李时珍将相关的论述都摘录、汇集到“集解”中,遇到错、乱的问题,则进行评议,破惑解疑。
 
李时珍从小就生活在天然的药物园中,蕲春依山傍水,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物产丰富。药材品种繁多,蕲艾、蕲蛇闻名于世。在学医、业医和编纂《本草纲目》时,经常上山采药、考察药物。也常到外地考察。有些新药还亲自品尝饮用,体验药物的性、味、功用。甚至自己栽培药物,观察、掌握生长全过程。因此,《本草纲目》记述详实、生动,读来往往有如在现场之感。
 
本草纲目》的广博内容,吸引了无数学者进行研究,不同领域的专家在“集解”项中,发现许多有关植物、动物、矿物、化学、农学、物候,以及天文、地理等方面有价值的古代史料。笔者曾在有关《本草纲目》的论文中看到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从《本草纲目》中寻找到丰富的物候学资料。
 
在“集解”中,也存在一些漏错之处,多因旧本记载不详,又无法去实地考察所致。
 
正 误
 
旧本的错谬很多,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编纂中,每见错处即指出纠正。新设此项,专为一些存在严重错误却未引起注意,药名或辨药、用药等方面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李时珍“辨其可疑、正其谬误”。全书共计“正误”69条,内容却是多方面的,有8条对药名正误,位置便在“释名”之后,也有对“气味”“主治”中的问题正误,另有10条系对某药中的某部位的问题正误。8项中仅“正误”的位置是灵活安排的。还有40多条“正误”即一半多在“集解”后,主要辨析药物来源、品种等方面,系“正误”中的重点。也是体现李时珍十分重视药品真伪、用药安全、辨别能力的重要方面。如卷11详论朴消、消石、芒硝等诸消之别。又如对凝水石一药的来源,唐、宋诸家总是争论不休,经李时珍分析考辨,认为是陶弘景所说出于碱卤地称为盐精,能凝水之寒水石,他十分感慨地说:“石膏之误,朱震亨氏始明;凝水之误,非时珍深察,恐终于绝响矣。”
 
修 治
 
一般也称“炮制”或“炮炙”,包括对药材进行清洁与多种加工处理,如水浸、日晒、蒸、煮、炮炙等,又需粉碎或切片等,以保安全,使用方便。再者,分别用酒、醋、生姜汁、猪胆汁等同制,可改变或部分改变药性及功用,发挥独特疗效,也较常用。总之,本草书中药物的炮制是很有特色的理论和技术,与天然药物有显著区别,故李时珍专辟“修治”一项,很有必要。
 
本草纲目》“修治”内容非常丰富,且都注明出处,大约可分为: ①《证类本草》中所载药物炮炙专著《雷公炮炙论》。虽然属丹道家编纂的《雷公炮炙论》,在唐代之后才开始出现在蜀地(四川地区),但毕竟是我国最早的药物炮炙专著。李时珍将《证类本草》中的《雷公炮炙论》条文大部分都吸收到《本草纲目》修治项内。对其中漏误或者为服食之用而过度蒸煮,或制作特别繁琐之处,予以指正,提出新制法。②摘录历代诸家本草书中有关药物炮炙的论述,有详有略,李时珍常加自己的评议。③李时珍新增的炮制方法很多,便于操作、推广,许多至今还在运用。
 
气 味
 
又称为“性味”,以四气(寒热温凉)、五味(酸苦甘辛咸)为主。从《神农本草经》开始有很多性平之药,《本草纲目》也如此。李时珍在“气味”专项中,将他确定的性味排列在前,大字标出,后以小字分别注出诸家补充的论述或不同说法,最后李时珍偶有评议。其间增添和补充了许多有关药性升降浮沉,诸药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以及有毒、无毒的内容。仅有极少数几条不够准确,如鲩鱼、青鱼等几种鱼的胆,《本草纲目》记载“无毒”,实际是有毒的。
 
主 治
 
主要是论述药物的功效和运用方法。凡是《本经》《别录》的主治内容,大多首先记载,其后是诸家的言论。在旧本中,诸家论述比较多,但显得零散,又缺乏甄别。经李时珍辨析,精选进“主治”项中,一般最后是李时珍新增的主治功用。李时珍首次新増的药物,则是李时珍自己定义的主治。
 
李时珍将“气味”“主治”两项作为“小纲”,因为这两项是“本草”医药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特使用大字来显示它的重要性。李时珍以其渊博的医药知识,长期的临床实践,以及亲自品尝体验确定药物的性味、功效(如曼陀罗花),使《本草纲目》药物“性味”“主治”内容丰富,确切实用。为后世许多临床实用本草书取材的理想来源。
 
发 明
 
李时珍说是“疏义也”,即阐发疏明之义。李时珍十分注重“发明”,在评价历代本草书时,他认为《李氏药录》(李氏即李当之)“颇多发明”,《本草衍义》“发明良多”,《本草衍义补遗》“多所发明”,《本草蒙签》亦“颇有发明”,但《四声本草》《删繁本草》《食鉴本草》则“无所发明”。实际上,主要还是指在医药学术上有无新内容、新见解。《本草纲目》中的“发明”多达855个,分布在各部各卷,但非均分,常用药可能每个药都有1~3个“发明”,而莲藕、小麦条目有6个,禽兽部有好几条药物“发明”有8、9个或10多个,鸡条内最多,共有17个。“发明”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有的仅几句话便指出一个重点,或阐发一个新观念。卷19水萍(又名浮萍)条,除记述前贤关于“浮萍”发汗胜于麻黄,以及方药、用法、疗效等的新论述外,李时珍又引用一首浮萍治“风瘫”的诗,仅十句,却生动活泼,便于记诵。一些重要药物,如甘草黄芪人参等,李时珍则详引前人的论述 (有別于在“集解”“气味”“主治”项中的论述),又着重吸收和运用金、元时期医药学大家建立的新医药理论体系,如气味厚薄、升降浮沉、药物归经等多方面的新内容。其中还附加了李时珍自己的学术见解,临床治疗的方法、经验,以及许多当世名医和李时珍之父李言闻的医疗验案,大都是疑难重症。李时珍记述生动、精练,把医理药理写的活灵活现。
 
附 方
 
李时珍设此一项,为的是“著用也”,还说“或欲去方,是有体无用矣”。纵观历代本草书,陶弘景便开始有少量的附方,至唐、宋时期有所增加,而唐慎微《证类本草》所附方剂明显增多。
 
附方的优点是以方来解释药物的功效,更有利于学习、研究和临床运用。李时珍本着药物为体、附方为用的原则,所收录的方剂,大多为单方、小方,药少力专,可证实所述药物为此方药效的主力。李时珍新增之方系从多年来收集的众多药方中筛选出来的。又从明初新编纂的大型方书《普济方》中吸收大量的对应药方,再加上自己编写的《濒湖集简方》。据统计,“旧本附方二千九百三十五,今增八千一百六十一”(旧本即《证类本草》),合计为11096方。
 
李时珍新设的“附方”项,实际成为一个颇具特色的方剂库。这种简明实用的有效方剂,深受人们的珍视,不断运用于临床,发挥良好的治疗作用。
 
清代康熙年间,蔡烈先依据《本草纲目》编有《本草万方针线》,这是首次为本草书编附方索引,后翻刻的《本草纲目》多将它附之于后,方便检索,但已不太适应现代需要。近三十年来已出版有《本草纲目》附方分类选编,或小型类编方书,还出版了一些《本草纲目》专题方药书。(详见郑京生《〈本草纲目〉研究》,华夏出版社,2009年出版)。
 
总的说来,李时珍新的叙事8项,有继承,有创新,而创新的成就和贡献尤大。
 
本草纲目》还有一个颇有特色的“纲”与“目”。第一、二卷的序例,第三、四卷的“百病主治药”,相当于总论,即是总纲,后48卷为各论,总纲与后各部各类各条,即大纲、小纲及各条目是紧密联系的。
 
关于“序例”,李时珍说:“旧本序例重繁,今止取神农为正,而旁采别录诸家附于下,益以张,李诸家用药之例”。李时珍还新增加《黄帝内经》的相关重要论述,古本《药对》及徐之才增饰过的《药对》,金、元医家张元素、李杲、张从正不少名篇,如“七方”“十剂”等,都经过李时珍的阐发,广敷其义,大显其实用价值。
 
关于“百病主治药”,李时珍说“古本百病主治药,略而不切……今分病原列之,以便施用。虽繁不紊也。”即以病名为“纲”,共列112种,包括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及各种外伤疾病,再分证型、治法,下附各部各类药物为“目”,成为完备的方药治疗纲要,但内容根源是后面的48卷。
 
前4卷总论,连同1109幅药图所用的篇页,约全书的四分之一,可见比重之大,新增内容之多。
 
李时珍用多个不同层次的“纲”与“目”,精心编织的网络,组成的《本草纲目》,实现了他要编纂成“修正谬误、立言解惑、搜罗幽隐、格物明理、不厌详悉”的理想。
 
(作者刘山永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李时珍研究分会副主任委员。华夏出版社出版的《本草纲目》新校注本第二校注者,此书第一版曾获1999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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