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弘景（456—536），南朝齐、梁时道教学者、炼丹家、医药学家。由于家庭的熏陶，陶弘景从小勤勉好学，使他通晓天文地理、医药炼丹，琴、诗、书、画无所不工，博学多才，著作颇丰，因在隐居时亦为皇帝出谋划策，被誉为“山中宰相”。
归隐山林
少年时的陶弘景神仪明秀，长眉大眼。成年后，他同南朝士子一样，怀揣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志向，奔波于求仕之途。陶弘景17岁时，在礼部尚书刘秉府中供事，后因通晓历代典章制度，在齐做官，出任诸王侍读。但陶弘景的仕途并不顺利，加上家庭的不幸，种种打击使陶弘景身心俱疲，最终在37岁时上表辞禄，归隐山林。
后来，南朝齐皇帝萧鸾即位后，欲敕迎陶弘景出居蒋山，陶弘景赋诗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婉拒萧鸾征召。梁武帝萧衍登基后，亦欲召陶弘景出山任职，陶弘景作《双牛图》：画面上，一牛在水草间自由自在，一牛以金络头，任人执绳驱使劳作。梁武帝看后自然明白了陶弘景隐居山林的决心，也就不再勉强他出山入仕。
陶弘景虽然人不在廊庙之上，但却从未放弃过济世的抱负，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梁武帝无不前去咨询。
本草史上承前启后
陶弘景生活在南北朝这一政治动乱的历史时期，其前的本草学著作分散杂乱，因而决定对本草学著作进行彻底整理。《名医别录》是他根据魏晋以来本草著作整理而成的一部本草书籍，以后他又在《神农本草经》基础上，加入《名医别录》中的365种药物，增录注释成《本草经集注》，对南北朝之前药物学进行了全面总结，是中国药物学史上一部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著作。
陶弘景在医药学方面的贡献主要在本草学方面。他曾参考大量的图籍、医方和标本，对我国最古老的药物学经典《神农本草经》中原有的药物，仔细作了整理和校订，舛误者纠之，脱缺者补之，编成《本草经集注》七卷。可惜《本草经集注》原本已佚，虽不能窥其全貌，但主要内容却在宋代《证类本草》和明代《本草纲目》中被引用和保存下来。该书对于本草学的贡献，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除厘定《神农本草经》365种本草药物外，又增补名医副品365种，撰成《名医别录》，所录药品方剂，集梁以前名医诊疗经验之大成。他对《神农本草经》与《名医别录》所列730种药品“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名时用土地所出”。为了区别《神农本草经》中原有的药物和新增加的药物，陶弘景用朱红颜色写原有的药，而用黑色书写新加的药，这种方法新颖醒目，可供后世效仿。
他将《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方法，发展到七种分类。按照药物的来源分成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等六类，而将一些当时未经实际验证的药物归入第七类——“有名无用”类，以利于澄清人们在药性认识上的混乱。这种分类方法，后来成为我国古代药物分类的标准方法，之后千年一直被沿用并发展。
他首创按照药物主治功效进行分类的方法。总结诸病通用药物，开列各种病的通用药，如祛风药有防风、防己、秦艽、川芎、独活等，统归于“诸病通用药”。这种分类法对医生临证选药处方有很大的实用价值。此外，他指出植物药大多在二八月采收，并说明“春宁宜早，秋宁宜晚，花实茎叶各随其成熟”的采收经验。还考订了药用度量衡，规定了汤剂、酒剂、膏药及丸散的制造常规，使药剂学的内涵益趋丰富。
总之，陶弘景在继承《神农本草经》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药物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其所著《本草经集注》大大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也提高了本草著作的科学水平。
形神双修 不离善德
陶弘景10岁时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读，并说：“仰青云，睹白日，不觉为远矣。”从此立下养生之志向，15岁时作《寻山志》，“倦世情之易扰，乃杖策而寻山”，追慕“反无形于寂寞，长超忽乎尘埃”的境界。
陶弘景隐居山中时，专门从事吐纳养生，空余时间才“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可见其十分重视养生学的研究，主张修炼应从养神、炼形入手，并撰写了《养性延命录》。书中强调养神当“少私寡欲”“游心虚静，悉虑无为”，调节喜怒哀乐情绪，防止劳神伤心；炼形则要“饮食有节、起居有度”，避免过度辛劳和放纵淫乐，辅以导引、行气之术，方能延年益寿。
陶弘景的生命观为其养生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强调和看重生命的延长，以及生命的健康和质量，并总结、探寻实际可行的养生方法。他也亲身履行“游心虚静、虚虑无为”的养生原则，为人圆通谦谨，心如明镜，遇物便了。
陶弘景以自身勤奋好学、渊博多识、高尚品德去体悟“真道”，同时又将“仙道贵生，命由自己”的积极生命观贯彻到自身思想、实践和境界追求等诸多层面，这也是他在医药学领域进行探索和取得成就的巨大动力。（王利敏 甄雪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