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一个中医世家。在我的记忆中，中医的启蒙都是从医德教育开始。每位学医人首先要把唐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倒背如流，把明代医学家裴一中关于从医者的至高标准作为奋斗目标。因此，每当医生面对患者时，都会想到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每当鄙薄技术，见异思迁时，都会想起“当读黄帝书，深究医家奥旨”；每当有所进步而沾沾自喜时，都会想起“医乃神圣之业，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几千年来，医学先贤的神圣教诲，成为广大从医者前行的动力和奋斗目标，培养了一代代医学大师。
我的爷爷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先生。他是一位大医精诚的医者，也是这样教育我的。我自己从医50余年来，一直秉承着大医精诚的精神，精勤不倦，服务患者。
爷爷的祖籍为四川省三台县，他在童年时便自修中医知识，懂得“医乃仁术”的道理。光绪十九年（1893年），川中霍乱流行，成都街头一片凄凉，很多医生惧怕传染，不敢接诊。爷爷则主动出诊，用中草药进行救治，使很多患者转危为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爷爷赴京赶考，获丁酉科拔贡，之后在山东任知县、知府，民国初年任财政部机要秘书等职。爷爷虽在官场，却从未间断研究医学。他不仅精研中医经典，而且博览西医著作，从政之余行医治病，曾为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等著名人物诊疗疾病，颇受患者欢迎。
爷爷于1928年毅然弃官从医，自署“医隐”，别号“息翁”。之后，他又与朋友自筹资金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培育中医人才。正应了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教诲。新中国成立后，爷爷虽已年逾八旬，但受新社会蒸蒸日上形势的鼓舞，将自己的别号“息翁”改为“不息翁”，以示“自强不息”，并献出家藏的《医方类聚》医书（朝鲜版本），决心继续为发展中医药事业贡献毕生力量。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并当选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对医德建设非常重视，曾作医范十条，主张稽古御今，心正意诚，有道有术，重视伦理。
1959年，我遵从祖父愿望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爷爷除了常对我讲解一些医学知识和经验外，讲得最多的还是医者仁心和医乃神圣之业的道理。他说，做人要品德正直，行医要医德高尚，对病家要有爱心；医疗技术是有限的，但对病家的爱和责任心是无限的，是无条件的。
196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从事中医妇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至今已50余载。我始终把古代医学先贤们的教诲铭记在心，并施教于我的学生，使他们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才。我也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第三届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会长，并荣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一批全国中医妇科名师、首都国医名师等称号。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席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传承博士后导师，同时任全国第四批、第六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并于2019年荣获“白求恩式好医生”称号。
在行医过程中，我时刻坚持以患者利益高于一切。不但全心全意为患者治疗身体疾病，还特别重视心理疏导，用自己幽默诙谐的语言一遍遍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被广大患者亲切称为“侠女婆婆”。
上世纪60年代，我常常骑一辆二八男自行车，车把上挂着手术包，大梁上还载着同事，赶到北京郊区的农村，在炕头上为妇女看病。近些年，我在坚持出门诊的间隙，还下基层义诊，甚至远赴西南、西北贫困地区为妇女患者服务，不计任何报酬。
如今，我已至耄耋之年，依然工作在临床一线，为广大妇女的健康，为中医药事业发挥余热。
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是医者应当做的，都是医者应有的大爱，唯有如此，才能称得上一名合格的医生。（肖承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