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主神明”发生学思考
发生学方法是反应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形式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1]。而中医理论的发生学研究是反映和揭示中医理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化的历史进程及规律的方法[2]。通过发生学的研究, 可以重现中医理论产生形成及演变的规律过程, 还原其内涵本质, 提高其临床应用价值, 并对中医理论的规范化、客观化、标准化提供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通过发生学研究还可以发现中医理论的逻辑问题和结构缺陷, 为进一步修正完善中医理论提供基础[3]。
“心主神明”作为中医学理论, 最早出自《黄帝内经》, 在《素问·灵兰秘典论》有载:“心者, 君主之官也, 神明出焉”。对于“神明”的解释, 历代医家多有不同见解。而在《说文解字》中, “神”从示申, 引出为万物的主宰;“明”从日月, 寓意为日月的照耀引导之力。“神明”从文字意义来看指的是万物的主宰指引世间万物的活动。早期的“神明”是具有意志性、人格性、主宰性的具体性的“神”, 其侧重点在“神”这一具体的主宰者[4]。如《周易·系辞下》言:“阴阳合德, 而刚柔有体, 以体天地之变, 以通神明之德”[5]。《礼记·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 能出云为风雨, 见怪物, 皆曰神”[6]。进入战国时期, “神明”则多指宇宙的心、天地的精神, 其具体性和人格性逐渐淡化, 强调其意志性、主宰性, 即重视“明”。如《荀子·解蔽》云:“心者, 形之君也, 而神明之主也”[7]459。在《黄帝内经》中“神明”一词也多次出现, 《素问·脉要精微论》载:“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 此神明之乱也”;《素问·五运行大论》曰:“论言天地之动静, 神明为之纪”;《素问·移精变气论》言:“此上帝之所贵, 以合于神明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神明之府也”。其中, “神明”的含义也不尽相同, 包含了自然界的规律, 人的思想、精神, 神衹之本身等。但结合整个中医理论体系来看, “心主神明”中的“神明”是指心具有主宰五脏六腑、形体官窍等生命活动和意识、思维等精神活动的功能[8]。但精神活动并非“心”独有, 在《素问·宣明五气》有载:“心藏神, 肺藏魄, 肝藏魂, 脾藏意, 肾藏志”, 指出五脏各有所藏, 不同的是, 心所藏精神活动具有主宰的能力。究其原因, 是中医将“心”与自然界的神衹、社会的君主相对应, 将其主宰化、君主化, 故其产生的思维、神识等精神活动则具有了“明”的性质, 被称为“神明”。为何会产生这一演化过程, 现就其发生学作一探讨。
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
中医理论的形成素来与古代哲学密不可分, 而中国古代哲学的重“心”思想是影响“心主神明”生成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构建始终与儒、道、法三家相关联, 而以儒、道、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心”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以孔子及其继承人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思想上非常重视“心”的独特地位。在《论语·为政》中载:“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七十从心所欲, 不逾矩”[9]。孔子在论述人生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强调, 70岁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便可跟随心的召唤, 强调了“心”在道德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孟子强调“心”是上天赐予人的重要器官, 此器官的用处便是思考。《孟子·告子上》云:“心之官则思, 思则得之, 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也者”[10]257。同时孔孟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均根植于人心, 认为心性与天性同。如《孟子·尽心上》言:“君子所性, 仁义礼智根于心”, “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知其性, 则知天矣”[10]261。荀子则更为直白地将“心”比为君主, 《荀子·解弊》曰:“心者, 形之君也, 而神明之主也, 出令而无所受令”。《荀子·天论》言:“心居中虚以治五官, 夫是之谓天君”[7]348。因此, 儒家十分重视“心”的地位, 认为其主管人性、天道, 与天相通。
道家的庄子对“心”也尤为关注, 其著作《庄子》中“心”出现186处[11]。此外, 还有如灵台、灵府、神、明、精神等表达“心”的词, 均想表达“心”是精神活动的主宰。后期, 刘安在发展道家的基础上著《淮南子》一书, 同样承认“心”的君主地位。其在《淮南子·精神》中言:“心者, 形之主也;而神者, 心之宝也”, 《淮南子·原道》云:“夫心者, 五藏之主也, 所以制使四支, 流行血气”[12]。
法家的诸多著作中, 如《心术》《白心》等也强调“心”的重要地位, 其代表人物管子在《管子·心术上》言:“心之在体, 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 官之分也。心处其道, 九窍循理”[13]。管子将心喻君, 九窍比诸官, 这些理论已经和《黄帝内经》中的理论基本相同。总而言之, 古代以儒、道、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皆重视“心”的独特地位, 这为《黄帝内经》中的心为君主, 主神明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
古代文化风俗的渗透
除了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古代文化风俗包括文字、诗歌、音律等的渗透, 对中医学理论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影响。中国古代汉字的创造源于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 融合了古人的思维、文化、习俗等多方面因素。从文字学的角度, “心”字从创造之初便与情感意识等思维神识活动密不可分, 如“意”, 《说文解字》云:“从心察言而知意也”。“悟”, 《说文解字》云:“内心获得深知”。“恬”, 《说文解字》云:“内心安静”。由此可见, 在古人造字之时便已将心与感情、智力等神识活动相关联, 这对日后发展“心主神明”理论提供了一定的文字学基础。同时限制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古人也将不能解释的狂乱等病与“心”挂钩, 如在殷墟卜辞中有“疒心”表示精神疾病, 在《诗经》中有“愿言思伯, 使我心痗”, “忧心孔疚, 我行不来”, “忧心悄悄, 仆夫况瘁”, 其中“痗”“疚”“瘁”等均为疾病的意思, 由此可见, 情志过度而出现心疾早在文学作品中就广泛出现。据统计在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 “心”字共出现168次, 其中与情感、思想和品行相关的有165次[14]。而在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礼记·乐记》中, 涉及“心”之处也达30处, 如, “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 物使之然也”, “其乐心感者”, “其怒心感者”等, 而这些“心”的含义包含心智、情感、品性、意愿等多种含义[15]。因此, 心与神相关联的观点在远古时期已经与文字、诗词、乐理等方面相融合, 故将其渗透到医理中也是理所当然。
以解剖学的观察为基石
哲学及文化是“心主神明”思想上萌发的基础, 解剖上的肉眼观察是“心主神明”形成的直接因素。在科技尚未发达的古代, 中医强调取象思维的运用, 以简单的解剖学观察来思考脏器的功能。在《黄帝内经》中已有解剖的记载, 《灵枢·经水》里有言:“夫八尺之士, 皮肉在此, 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 其死可解剖而视之”。通过解剖, 古人对心脏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而对心脏形、色、位多个方面的观察, 可能是“心主神明”发生的重要原因。一观心之位, 心脏位于体腔的左上方, 古代以上为尊, 肺虽在心之上, 但肺的形状如伞状, 如君主的华盖, 故肺虽居高位但实则心之华盖, 用以保护心脏。如《素问·痿论》中有载:“肺者, 脏之长也, 为心之盖也”。类似的还有膻中, 《灵枢·胀论》言:“膻中者, 心主之宫城也”。这样而看, 心既居上位, 又有它脏相护, 如君主在位, 官臣相拥。而左右来看, 心居上而偏左, 左亦为尊。古代崇尚太阳, 以日出之方向为尊, 而君王坐北朝南, 此时左手的位置正好是东方, 故多以左为尊, 如古代男左女右, 对应着男尊而女卑的思想。因此, 从位置来看, 心脏的方位正为尊贵的象征。
二观心之色, 心色主赤, 《灵枢·五色》曰:“赤为心”。赤色在古代也具有特殊的含义, 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赤色为“南方色也, 从大从火”。赤色为火色, 古人对赤色的尊崇实际源于对太阳、火及血液的崇拜。在秦汉时期赤色代表了天与君主的权威, 如《汉书·礼乐志》在形容天门时说到“大朱凃广, 夷石为堂”, 用朱即赤色来形容天门, 体现了赤色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同时赤色也是君王活动的征兆, 如刘邦被称为“赤帝子”, 刘秀出生时“有赤光照室”[16], 可见赤色与君王、主宰的关系极为密切。到了战国秦汉时期, 因赤色应火, 在秦以前周王朝为火德, 先祖得赤乌之符, 也崇尚红色。秦代虽改为水德为先, 以玄色为尊, 但仍保留了赤色为贵, 故君主的服饰多用赤玄二色, 并以此二色暗示天子的权威。因此古人在解剖观察到心色赤后, 便将其与火相应, 与主宰世间的天神及君主相应, 这也促进了“心主神明”的出现。
以心脏生理功能为基础
心脏的生理学功能为心主血脉。无论是通过主观的解剖学观察, 还是通过理性的分析, 古人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并在《黄帝内经》中充分地阐释了心对于血的独特调控作用。《素问·痿论》言:“心主身之血脉”。《素问·五藏生存》言:“诸血者, 皆属于心”。心主血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推动和调控血液的运行, 输送营养物质于全身各脏腑孔窍;二为化生气血, 摄精微而为血, 即所谓的“奉心化赤”。这两个生理功能都为“心主神明”这一理论的确立提供了可靠的生理学基础。就推动调控血液运行方面, “神明”由心而发, 其主宰人体生命活动则需要输布于各脏腑而发挥作用, 血脉便是“神明”得以遍布周身的管道, 而心气的作用则是其布散的直接动力。就化生气血而言, 血是“神明”的物质载体。“神明”与血均来自于水谷精微, 《灵枢·平人绝谷》曰:“故神者, 水谷之精气也”。《灵枢·决气》言:“血者水谷之精气也”。心脏将水谷精微化血而为“阴”, 化神而为“阳”, 阴阳相抱, 故血能蕴神。因此, 心主血脉的生理特点正契合了“心主神明”生理基础, 为“心主神明”理论的确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以广泛医疗实践反馈为验证
古人的医疗实践过程, 大部分是根据中医理论的指导而进行诊治, 但仍有部分是先于理论出现并对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中依据药物的形状、质地、颜色等来猜测其功能便是其中之一。“心主神明”这一理论可能与这种反向思维存在一定的关系。古人通过解剖看到心的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其形状, 二是其颜色, 因此根据心独特的“象”, 观察出了一类像心的药物。如丹砂、牡丹皮之类, 外具心之赤色;酸枣仁秉火之赤, 同属心之色;连翘有壳有子, 如心藏于体内;莲子外有心形, 而莲心又居其中;栀子, 外有皮像心包, 内之子赤而像心, 此类皆外有心形而内有心色[17]32。又有龙骨者, 寓意为天地主宰, 本成龙形, 不腾飞而藏于地中。而服用这些具有心“象”的药物后, 古人发现丹砂能安神, 牡丹皮能除惊痫, 栀子能除烦乱, 酸枣仁可安眠, 莲子可安神志, 龙骨可敛神潜阳。因此, 建立了象心之药可安神志, 平烦乱, 推演出神志类疾病是由心所主导的。由此, 这一临床实践活动的反馈转化成了“心主神明”形成的可靠依据, 并继续指导临床, 扩大了其应用范围, 如心之物多能入心而平精神, 灯心草能清热除烦, 竹叶心亦能清心安神, 皆以心入心之义[17]77。
符合五脏为中心的理论框架
“心主神明”作为中医理论的构成理论之一, 必须符合其整体理论框架, 这一框架便是以五脏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中医学受到《易经》以及儒、道等理论的影响, 认为人体是天地相交的产物, 人的生理病理均注重与天地的对应。《灵枢·岁露》载:“人与天地相参也, 与日月相应也”。《灵枢·邪客》云:“人与天地相应也”。按位置而言, 脑居人体最上, 理应为君, 但由于诸多原因, 脑并不像五脏一样经简单解剖便可直接观察, 造成了解剖上多重脏腑而轻脑。这也导致了在将人与天地相参时, 忽略脑而以五脏为中心构建了理论体系, 如五脏各有官职且与五谷、五果、五畜、五菜等天地万物一一对应。而脑为“髓海”, 为奇恒之腑, 并无官职, 《素问·五脏生成》言:“诸髓者, 皆属于脑”, 《灵枢·海论》曰:“脑为髓之海, 其输在上于其盖, 下在风府”。脑的功能则多依赖脑髓的功能而实现, 即滋养骨骼、头目、化生血液、保持记忆等。如《灵枢·海论》言:“髓海有余, 则轻劲多力, 自过其度;髓海不足, 则脑转耳鸣, 胫酸眩冒, 目无所见, 懈怠安卧”。因此, 从《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来看, 脑在古代并未达到与五脏相同的地位, 而理论的建立也以五脏为中心, 这导致了在寻找人体的“君主”时, 自然而然地以五脏中的“心”担任。
综上, “心主神明”理论可能由古代的文化风俗中萌发, 经过古代哲学重“心”思想的洗礼, 在被中医学吸收后, 通过解剖学的观察思考, 生理功能的合理分析, 结合医疗实践的反馈, 最终参与构建了以心为主宰, 以五脏为中心的独特中医理论体系, 广泛运用并指导临床。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姜涛 张光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