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医基础理论方证相应的病证研究方法
近代以来, 梳理方证相应的诊疗方法, 已成为中医基础理论探讨与临床实践经验总结, 在病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这是由于如果单从认识论或逻辑上, 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基本概念以及临床实践诊疗病证的本质进行研讨, 很容易陷入到抽象概念或推理中, 不能自拔, 甚至会不能自圆其说。而从诊疗疾病整体本体论方证相应的角度, 来探讨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 既可以借鉴前人的诊疗经验体会, 也便于更快捷地找到治疗病变的有效方药, 还可以较有效地积累大量临床经验。同时, 由于不同的药物和方剂的可分解性, 以及参照系都有相对明确的判断标准和理化检测指标, 这样使采用药、方、法、理反证的方法, 从方证相应的角度研究中医基础理论成为可能[1]。国外学者采用方证相应的病证研究治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如, 日本汉方医学在遵循传统医学的基础上, 应用现代科技和方证相对思维方式论治疾病, 注重具体的临床证候, 强调证的相对稳定性及证与质的统一性, 提出方证相对的思维诊治原则, 其主旨是:定证、定方、证有规定、方无加减, 实现汉方证治的标准化。国内也有许多研究课题采用了方证相应的病证研究技术手段, 如, 有关学者提出了“论主治疾病谱在方证研究中的意义”, 重点剖析了方证理论的根本是把证候与方剂联系起来,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另有学者开展“方证相关”的基于肝纤维化和2型糖尿病的研究工作, 尝试在中医证候演变特性的前提下, 对以病为背景的中医证候进行动态干预的方证关系评价。
然而, 对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 怎样正确有效地采用方证相应的病证研究方法, 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也各自采用不同的效验手段和方法。这表明, 方证相应的病证研究方法还是处于发展进步中的认识手段, 同时也表明, 应该对它进行积极的审视, 从中找出规律, 以便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2]。
五行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结构框架
五行学说, 一方面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5种最基本的物质材料组成, 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 是对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所做出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 又认为世间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 而是在不断资生、制约和运动发展中, 维持着协调平衡的状态, 这个辩证的认识, 是对物质万象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正确反映。古代医家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观察, 深刻地认识到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 人与自然天地万物也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 因此, 很自然地借用了具有系统论思想的五行学说建构中医基础理论, 用以解释人体内部的组织结构功能、生理病理变化以及与人体外部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医基础理论在五脏配五行的基础上, 以取象比类的方法, 根据脏腑组织的特点, 将人体内的组织器官分属于五行, 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经络为通道的脏腑经络系统, 从而奠定了藏象学说的理论基础。五脏之间在生理上的联系, 决定了五脏在病理方面可能的相互影响, 一脏有病, 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到其他四脏。同时又可以通过诸多途径反映于体表的相应部位, 从而在各个方面显现出具有特异性变化的疾病现象, 当某些特异性症候以一定的形式组合显示出来, 这就是“病证”。在临床实践中, 医家通常会针对五脏间相互关系失常表现出来的具体病证, 根据中医五行生克理论, 制订出具体的药物治疗方案, 并且运用五行归类归经入位的理论, 将归属于五行的药物之五色、五味、五气等, 根据“同气相求”的理论原则, 认为同一行 (类) 的具有某种气、味的药物, 常可以与同一行 (类) 的脏腑经络组织存在着某种“亲和” (即, “归走”或“所入”) 关系, 并能调整该类脏腑经络组织的功能失调状态, 从而达到治愈疾病, “以平为期”的目的。那些经过长期临床医疗实践效验, 得以证实其确切疗效的药物治疗方案, 即为“方”。
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之一
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学认识和治疗人体疾病的基本思路和技能方法, 是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客观地总结了中医临床实践经验, 创造性地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临床诊疗操作规范。在疾病辨证论治过程中, 尚有理、法、方、药的固定程式。而证候就是患病时的人体功能状态, 认识和辨别证候, 就是辨证。古代医家在辨证论治时, 往往并不刻意地去追求病名的明确统一, 而是通过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 辨识出相应的病证。辨证的目的在于论治, 不仅对患者检查操作, 也同时审慎思维。虽重在求索证候, 但又重视疾病的动态变化和三因制宜, 审证求因, 审因论治, 以能开方用药为目标, “有是证, 用是方”。以证应病, 以少应多。使得中医治疗疾病, 只要是辨证明确、立法严谨、组方全面而精当, 处方用药就能药专力宏, 这即是方证相应[3]。
由此可知, 辨证论治是诊治一体的, 辨证明确, 治法也应手而出。辨证论治方法论, 作为中医诊疗疾病的操作系统, 更着眼于人体疾病过程中病态根本矛盾的转化予以治疗,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并且可以解决当疾病表现并不十分显现, 或诊断检查指标缺失而无法确定病因和治疗用药的问题。从五行学说到藏象学说, 再到辨证论治的衍生变化来看, 它们是古代医家对临床医疗实践经验的认识和反映, 是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观察结果、抽象概括和具体思维的总结。它们来自客观临床实践, 又经过医家主观正确的思维, 然后通过进一步的医疗实践效果, 来加以检验、补充、修正和显效。辨证论治作为其中重要的实践认识过程, 具有重要的作用, 通过辨证论治, 中医理论的认知与临床实践经验的检查校准和效验统一在一起, 经过古代医者不断地认识、实践, 再认识、再实践, 从而深化了中医理论认知, 提高了中医临床疗效, 使得中医理论在临床实践中显现出其合理、科学内涵, 昭示出它在人整体状态下, 客观看待人体疾病现象中, 各种矛盾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本质特征。这应该是我们采取方证相应方法, 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和事实依据。
方证相应病证研究
我们认为, 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 方证相应病证研究方法的使用, 要适应中医基础理论自身的特点和规律, 不能脱离中医基础理论的本质特征和发展需求, 也不能脱离中医临床实践;还不能单纯地把方证相应的病证研究, 仅作为中药学药物分类研究;更不能简单、武断地将它分解成为现代药学 (药理、药化、药剂、仪器分析等学科) 做单独分解的药性、药质、药代、药效的数理分析。方证相应研究, 应当自然地、整体地、本能地, 成为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发展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4]。这就是说, 方证相应病证研究是要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 将其放在一个人体特定的健康与疾病转化关系中, 放在人体疾病现象证候状态与方药相互作用的关系中, 进行整体、综合的探求人体生长运动与疾病发生发展、转归、药物的治疗作用间相互影响、产生变化的规律, 从而进一步阐释中医基础理论的合理内容、科学内涵和本质特征, 为临床医疗实践、提高使用中药方剂的安全性和确切疗效制定标准和依据。这才是中医基础理论创新研究中, 采用梳理方证相应方法的本义。
我们在进行中医基础理论研究, 运用方证相应方法的过程中, 首先应该把握中医基础理论系统整体的、能动转化的、具体同一的看待疾病现象的本质特征。而不能只采用局部分割的、固定不变的、化整为零的、各取所需认识方药与病证的方法。一方面, 若将方证相应关系单纯理解为药物成分作用于机体某一部位后产生变化的影响, 不利于从整体上解释方证间相互影响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 若将方证相应研究局限于药物成分、配比、理化性质的研究, 而没有同时将显示病证的主体客观——人体疾病的各种矛盾转化、调整和反应辩证地加以认识, 也无法从本质上理解中医理论认知对临床医疗实践能动的指导作用, 从而还是不能用清晰的现代语言阐释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内涵, 甚至于连中医基础理论的合理内容也弄不明白, 因此, 无法得到促进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创新发展的成果。只有将对方药的实验研究和对临床实践中人体疾病现象病证的客观观察, 有机辩证地联系在一起进行认识, 才能发挥出它可以客观、精确描述方证相应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正确把握其相互转化规律的作用。
目前, 用各种药物学研究技术和方法来做方证相应病证研究的项目不少, 但有各自独立的研究结果, 往往难以取得共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无论药学中哪一门学科的研究进展, 都还不能完整、清楚、明白地说明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中的病证, 及表现出来的人体疾病现象的复杂关系和转化规律。因此, 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方证相应病证研究中, 特别要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使方证相应研究的侧重点始终放在方剂检测指标与表现病证的主体——人体的生理病理整体运动变化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转化规律上来。同时, 还要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在方证相应病证研究的任何阶段, 都不要忽视对中医理论认知本质特征的把握, 将病证研究的路径, 牢固确立为促进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创新发展的方向, 使方证相应研究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同步创新发展[5]。
我们相信, 随着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创新发展的不断深入, 方证相应病证研究方法的技术手段也会不断改进和完善。多学科、多领域综合集成、协同创新、交流合作的方证相应研究方法, 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一定会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并在科技创新的有力驱动下, 为取得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研究, 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的共识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周盼盼, 王彦刚.中医方证相应理论的研究进展.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3, 21 (28) :2975-2980
[2]柴剑波, 李冀, 李胜志.“方证相应”理论在“病证结合”研究中的运用.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1, 6 (8) :711-713
[3]熊兴江, 王阶, 王师菡.方证对应理论研究概况.中华中医药杂志, 2009, 24 (12) :1624-1626
[4]曹灵修, 张林.方证关系研究思路.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6, 31 (8) :3166-3169
[5]张建军, 张天奉, 王秋杰.“方证对应”理论的源流和临床应用.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1, 20 (24) :3073-3074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李爽姿 王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