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某，男，64岁，湖南株洲市人。
患者于1985年11月偶感右胁隐痛，易疲乏，轻微厌油，时值单位体检，B超发现肝内占位性病变，大小约5cm×6.4cm，AFP 420μg/L，患者乙肝小三阳，肝功能：ALT 81U/L，AST 78U/L，患者拒绝手术及放、化疗，于1985年11月18日求吾师中药治疗。
一诊：偶感右胁隐胀痛，易疲乏，性情急躁厌油，胁下痞块，质地硬，触之不移，大便稍溏，1-2次/日。舌质紫暗，苔薄，脉弦细。
中医辨证：肝瘀脾虚，瘀毒内结。
治则：健脾理气，化瘀软坚，清热解毒。
方药：肝复方汤加减。黄芪20g，党参12g，白术10g，茯苓10g，陈皮10g，郁金10g，香附10g，柴胡10g，桃仁10g，丹参10g，苏木10g，生牡蛎（先煎）15g，沉香粉（冲服）3g，薏苡仁15g，炒麦芽15g，虎杖10g，半枝莲15g，重楼15g，甘草5g。水煎，每日一剂。
二诊：1985年12月16日，服以上方药后厌油感消失，右胁胀痛缓解，精神好转，食欲增强，舌质暗，苔薄，脉弦细，复查肝功能正常，AFP 280μg/L，Ｂ超：肿块稳定。守方治疗。
三诊：1993年7月23日，患者每隔2-3月前来复诊一次，基本守方治疗，酌情随症调整，病情稳定7年余。2日前突发头昏，短暂性神志不清，至湖南省肿瘤医院检查CT：颅内病灶多个最大约1cm×1.5cm，诊断颅内转移。建议全脑放疗，患者拒绝，仍求治吾师要求中药治疗。仍感轻微头昏，无头痛、恶性呕吐，伴神疲乏力，纳差，厌油，便溏，舌体胖大，舌紫暗，边有齿印，苔少，脉弦弱，右上腹隆起可扪及包块大小约7cm×8cm，质硬，推之不移，按之疼痛明显，ALT 181U/L，高于正常。吾师仍以肝复方加减治疗。
四诊：1993年8月20日，服上方治疗半月余，头昏，厌油、便溏等症及右上腹包块触痛明显缓解，精神、食欲好转，守方治疗。
五诊：1993年10月21日，肝功能恢复正常，守方治疗。
末诊：1995年10月18日，患者坚持治疗，并3-6月调整处方，复查腹部、头部CT：病灶稳定，至末诊已存活10年。
按
（1）本患者1985年诊断为原发性肝癌，肝脏肿块达5cm×6.4cm，并有乙肝小三阳，已有肝功能损伤，均提示预后不佳，患者拒绝手术、放、化疗治疗，求治中医。首诊时，表现为偶感右胁隐胀痛，易疲乏，急躁轻微厌油，胁下痞块，质地硬，触之不移，大便稍溏，1-2次/日，精神、食欲一般，小便可。舌质紫暗，苔薄，脉弦细。符合（郁）瘀、毒、虚的表现，辨证为肝瘀脾虚证，吾师取经验方肝复方加减治疗，方中党参、黄芪、白术、茯苓、郁金、香附、陈皮、柴胡、薏苡仁、沉香末、炒麦芽健脾理气。醋鳖甲、生牡蛎、桃仁、丹参、苏木化瘀软坚。重楼、虎杖、全蝎、清热解毒。患者治疗后症状消失，肝功能恢复，AFP降低，病情稳定、瘤体无进展7年余。1993年7月23日患者就诊时出现脑转移，感轻微头昏，无头痛、恶性呕吐，伴神疲乏力，纳差，厌油，便溏，小便可，舌体胖大，舌紫暗，边有齿印，苔少，脉弦弱，右上腹可扪及隆起包块，较前增大，推之不移，按之疼痛明显，肝功能多项指标均高于正常。针对临床表现，考虑脾虚、瘀、毒均有加重，辨证为肝瘀脾虚型，仍以肝复方加减，加白参、山药、鸡内金增强健脾助运作用，加土鳖虫，三七粉解毒化瘀，由于脑转移头昏，加全蝎引药上入巅顶，疏风通络，透脑止眩，使病情再次得到控制。
（2）黄疸、腹水、消化道出血是原发性肝癌常见严重并发症，预示患者进入了极晚期，自然生存期约3-6月，其发生主要与肝功能状态、肝门静脉循环障碍有关，该病人接受治疗至末次随访10年期间未发生上述并发症，说明肝复方在调节肝、脾脏腑内环境及功能、改善门脉循环体系等方面具有较好的作用，除稳定瘤体外，这也是导致患者生存延长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