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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不同的病邪给以不同的出路

张子和看病,总是变化于汗、吐、下三法之间,这就是给病邪以出路的道理。
 
张子和在《儒门事亲·汗吐下三法该尽看病全》中说:“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虽愚夫愚妇皆知其不行也。今之医者曰:‘当先固其元气,元气实,邪自去。’夫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而自杀,颇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气巳交驰横骛而不行制矣。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其余有邪积之人而议补者,皆鲧湮洪水之徒也。今予论汗、吐、下三法,先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
 
只需有病邪存在,便得使病邪彻底撤去,张子和在这一点上是很有见解的。
 
当然给病邪的去路,是否局限于汗、吐、下三法,这又不然,张子和在这个问题上已作了明确的解释。
 
他说:“予之三法,能兼众法,用药之时,有按有跷,有揃有导,如引涎、漉涎、嚏气、追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灸、蒸、熏、渫、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瘀、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此余之法所以该众法也。”(《儒门事亲·汗吐下三法该尽看病全》)
 
不同的病邪给以不同的出路。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高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认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剽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血实宜决之。”
 
又《至真要大论》说:“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者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所以表实证应宣布,使病邪从汗而解。里实证应攻里,使病邪从泻而解。
 
案一
 
曾医治一水气病,全身浮肿,医生一再以真武汤与五苓散合用予服,浮肿始终未消。
 
诊其脉沉细弦,时有微恶风寒,舌苔薄白。知其为阳气郁于表,不能宣发的风水证。
 
即用麻黄附子汤:麻黄20克,附子15克,灸甘草10克。
 
连服两剂,汗出而肿消。
 
按:阳郁于表,只宜温补合辛散,不得合淡渗。
 
案二
 
另治一痰饮患者,服用术附汤已上百剂,不光饮邪不减,反而日渐浮肿。
 
诊其脉沉弦有力,舌干少津,经长时间专益脾肾之阳,阳气鼓激痰水四溢,过在补而不泄。
 
遂投以五苓散重剂:桂枝15克、猪苓15克,茯苓50克,泽泻25克,白术15克。
 
籍其苦降淡渗之性,以导水邪外出。
 
经服四剂后,小便通利,浮肿尽消。
 
按:相同的浮肿,却是两个不同的成果。前一证是给病邪的出路不当,该用辛散,而错用淡渗。后一证是补而不泄,不给病邪以出路所造成。
 
吴又可看病,亦颇注意给病邪以出路。他说:“热不能自成其热,皆由邪在胃家,阻止正气,郁而不通,火亦留止,积火成热。但知火与热,不知因邪而为火热。智者必投承气,逐去其邪,气行火泄,而热自已。若概用寒凉,何异扬汤止沸,每见今医好用黄连解毒汤。……每遇热甚,反指大黄能泄,而损元气,黄连清热,且不伤元气,更无下泄之患,且得病家无有疑虑,守此认为良法……。盖不知黄连苦而性滞,寒而气燥,与大黄均为寒药,大黄走而不守,黄连守而不走,一燥一润,一通一塞,相去甚远。且疫邪首尾以通行为治,若用黄连,反招闭塞之害,邪毒何由以泄?病根何由以拔?”(《温疫论·妄投寒凉药论》)
 
吴又可认为黄连性寒不泄,只能制热,若内有实邪,必资大黄以泄之。若畏大黄之峻,而徒以黄连清之,反将热邪遏阻,内伏益深,攻治益难,这是很有道理的。
 
凡看病总宜使邪有出路,应下的,不泄之不得下。应出的,不散之不得出。
 
(本文摘自《名老中医医话》,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出版,主编刘强,作者任应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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