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镜朗（1901-1974），名铭勋，字镜朗，山东省济宁市人，1963年由山东省济宁市政府确认为济宁四大名医之一。如今，老先生已经故去多年，因其内在精神的弥足珍贵，愈发让后人追忆缅怀其医术、医风、医德。笔者谨以此文聊寄心中之怀念。
医路精进 胸怀仁心
孙镜朗生于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父亲孙士章以缫丝为业，养家糊口。孙镜朗自幼敏而好学，早年即立志：“受尽十年寒窗苦，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孙镜朗17岁那年开始系统阅览中医学经典，后拜南京著名儒医石云轩为师，医业大进。
由于早年接触过进步思想，孙镜朗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20世纪20年代末，孙镜朗客居武汉时，偶然结识了革命家任弼时，并受其进步思想的熏陶。1929年，旧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召开，余云岫抛出了轰动全国的“废止中医案”。孙镜朗毅然以山东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抵制“废止中医案”的声讨大会，用实际行动捍卫了中医学的尊严，同时也奠定他在名医荟萃的南京从事医业的社会基础。5年后，孙镜朗在济南通过考核，在此基础上又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中央国医馆参加考核，以优异成绩考取“国医”资格，被授予“国医孙镜朗”铜质匾额一面，随即在南京建康路挂牌行医。其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国术馆馆长张之江、民族英雄范筑先、梨园名家奚啸伯等社会名流常向孙镜朗垂询健康之道。此外，他们也乐于跟这位饱读诗书、年轻沉稳的文人国医纵论古今，点评时弊，赋诗抒怀，鉴赏字画，品茗对弈。
1936年，孙镜朗因其父病重告急回乡省亲。听说孙镜朗回家，前来求医的家乡群众络绎不绝。面对一个个渴求医治的患者，面对一张张面黄肌瘦的容颜，他的心被震撼了：“医者，义也！风光一世，不如急人所需于一时。”他毅然放弃在南京的事业，在济宁创办镜朗国药小室。开业后，患者盈门，孙镜朗普施仁术、拯危救厄，佳话传遍乡梓。
镜朗国药小室开业年余，东洋倭寇践踏我国河山。孙镜朗毅然关门罢业，以示抗议。由于战乱，各地瘟疫流行，为害甚烈，济宁西清真寺成立了“难民收容所”。孙镜朗每天为难民义诊，并携带药物，拟定治疗瘟疫的药方“加减普济消毒饮”，用大锅煎熬，凡有过路人均劝其饮服一大碗，有效地控制了瘟疫的流行。从1937年到1949年，孙镜朗在民不聊生的时代，靠着刻苦研习与苦苦追求，在医术上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然而，作为一个爱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这些成就对他本人毫无宽慰可言，更谈不上人生的喜悦。在他年届半百之际，欣喜地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无私捐赠 培养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孙镜朗在党的领导下，焕发了新的生机，同时也迎来了献身祖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春天。在济宁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孙镜朗作为医学界代表受到济宁市领导的专门接见。他响应政府号召，参加了中医学会，任济宁市卫生工作协会分会主任委员和济宁市中医学会名誉会长。
孙镜朗感激党和政府的知遇之恩，将珍藏多年的稀世珍本《褚氏遗书》《医经小学》及早已绝版的《心印绀珠经》等文献捐出，刊印于世，为发掘中医学遗产作出了贡献。同时，他更注重抢救濒临失传的医术，并使之发扬光大。新中国成立初期，年届七旬的济宁市著名针灸家毛玉会因患病向孙镜朗求医。孙镜朗不失时机地对毛玉会谈道：“旧社会，我等从医之人各自为业，生无保障，虽各怀绝技，亦难对国家有一番作为。而今政通人和，政府提倡发展中医，当以自身一技之长传授后人，并发扬光大。先生康复后，何不开课授徒？”毛玉会点头称是，慨然应允。于是孙镜朗让出寓所，与毛玉会联合开办了济宁市第一期针灸进修班，培养了一批针灸新人，后来多成为中医界的骨干力量。
自此以后，孙镜朗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培养中医后备力量和学术研究上。1955年，济宁市举办第一期中医进修班，孙镜朗作为讲师团成员，担纲讲授《伤寒论》，他凭着自己的才学和30余年的实践经验，深入浅出，由博返约地剖析串解，使以往对《伤寒论》仰之弥高的学员领悟了其中的精华。次年，孙镜朗参加山东省卫生厅组织的第一期山东省中医研究班，任著作审核组组长，提议并主持编著《黄帝内经白话注解》（195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其间，又倾力帮助山东邹县名医孙馨亭编写出版《药性赋注解》。回济宁后，孙镜朗为西学中班讲授《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使从事西医的学员们体会到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文革”前，济宁市人民政府为了更好地继承、整理名老中医的医疗经验，向孙镜朗推荐当时已取得一定成就的高徒，一位是孙隆九，曾任济宁市医学会会长，另一位是王作民，出身于中医世家，系名医王维周先生之子。市卫生局为此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会。孙镜朗对自己的两位高徒言传身教，悉心指导。
救治瘟疫 鞠躬尽瘁
1957年夏，由于水灾泛滥、蚊蝇孳生，济宁市开始流行乙脑。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决定由孙镜朗担任抢救组组长，主持抢救工作。当时全国都在推广河北省石家庄市治疗乙脑的经验，而孙镜朗认为鲁西南地区的乙脑发病与水灾泛滥有关，在辨证论治上应考虑水灾为患的湿邪病因。据此他制定了治疗的原则：针对偏热、偏湿以及热胜于湿、湿胜于热者，应审证求因、辨证分明。在抢救工作中，针对重型患儿，他亲手制作“醒脑散”用于临床，喷入患儿鼻孔，待药效发挥，鼻窍流出粘状物，即为排出浊滞，患者顿觉目系灵活，收效神奇。
但就在患儿得到治愈的同时，孙镜朗却累病了。过高的血压，加上脑动脉硬化，他的左眼忽然失明。毕竟他已年过花甲，领导和群众劝他休养，他却说：“在这患儿性命攸关的时刻，我怎能安逸！”人们在他工作的病房里看到他手里多了一根拐杖，支撑着他病弱的身躯亲临抢救第一线。其实，支撑他站立不倒的，是他对国家医疗卫士事业无限忠诚的信念，这种信念促使他要把温暖送到每一个患者的心坎上。孙镜朗凭着自己精湛的医术和责任感、使命感，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由他首创的医治乙脑的开窍疗法，作为一项新成果在济宁市文教卫生展览馆向社会展示，“醒脑散”被命名为“脑炎新药”。
此后，肠伤寒、流行性乙型肝炎、猩红热又相继在济宁市流行，组织上均委派孙镜朗主持抢救工作。1963年，济宁市又流行白喉，孙镜朗与喉科名医徐大元赴市传染病医院主持治疗，采用仙方活命饮、养阴清肺汤化裁加减，治愈百例患者。徐大元撰写了《白喉要略》，孙镜朗增补了“调养篇”。该书将付梓时，孙镜朗欣然应邀作序，并赋诗赞曰：“仲师未著白喉篇，喉疫延患几许年。妙解医林千古恨，君书哪得不流传。”
终其一生，孙镜朗一以贯之地履行着救死扶伤的天职，每天在家里接待前来求医的患者。他对患者望闻问切的同时，总是和颜悦色地给患者以讲解和宽慰，他的心与患者的心始终相通。
1973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孙镜朗突发脑溢血，自此昏迷一年多，期间仅有过几次片刻清醒。1973年，成立济宁市中医院的消息传来，了却了孙镜朗的一件心事。在此十年前，他曾以济宁市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关于成立济宁市中医院的提案，得到上级的重视，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十年后这一夙愿才成现实。1974年5月10日，孙镜朗与世长辞，享年74岁。
在孙镜朗逝世一周年之际，著名诗人王伴村曾填词《水调歌头∙纪念济宁名医孙镜朗先生》以示悼念：
好学岐黄术，保健出良工，杏林春暖普受，病患起东风。有说奉亲温清，棠棣之华可称，饱暖应始终。每向先生拜，灵犀自心通。
究哲理，明辨证，擅律宗。韩康余事，长啸寄声大江东。不少诗朋酒侣，恍似秋波春梦，知己几人逢， 识得拈花意，潇洒情更浓。（孙相如 孙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