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自1983年成立，至今已整整36年了。这张老照片中有为儿科分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三个重要人物，分别是王伯岳、江育仁、张奇文。对儿科分会而言，王伯岳是创业的先行者、开拓者，江育仁是坚定的守护者、主心骨，张奇文是继往开来、辛勤耕耘的领头人。
先行者王伯岳
1970年，我在江西中医学院（现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1975年，我有幸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跟随儿科泰斗王伯岳学习，从此与先生结下师徒之缘。
1978年，全国第一次中西医结合儿科学术大会在山东潍坊召开，与会的中医儿科专家江育仁等一致提议编写一部《中医儿科学》与筹建中医儿科分会。会后，承办会议的张奇文赴京向王伯岳等汇报。1979年初，中国中医研究院党委决定由王伯岳主持编写《中医儿科学》。1979年夏，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了《中医儿科学》第一次编写会议，张奇文彼时已调任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他亲自到火车站接我。这虽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在与王伯岳老师的信件交往中经常谈到他，所以一见如故。经过一年的编写，《中医儿科学》已完成初稿，为使该书统稿审定工作顺利进行，王伯岳又把我“借用”在西苑医院。在进京途中，他嘱咐我去南京拜望江育仁先生并征求他的意见。我国中医儿科界素有“南江北王”之谓，即南京的江育仁和北京的王伯岳。二人声名远播，性格各异，但志向如一，且情同手足。
1980年冬，全国中医理论文献研究整理学术会议在昆明召开，参会的王伯岳、江育仁、何世英等几位中医儿科专家联名，向中华中医药学会申请筹建儿科分会，随即获批，分会的筹建被正式提上日程。
回京后，王伯岳便着手筹备和规划，他先后拟出儿科分会的章程、议事规则、组织架构、学术活动的开展、学术会议的组织等文稿，并让我抄写并分寄给江育仁、张奇文等。1981年6月，在山东省兖州县召开了筹备会议。1983年9月，经过两年的精心筹备，在山东潍坊市召开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今改为儿科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国中医儿科学术大会，时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吕炳奎亲自到会主持。会上选举王伯岳为主任委员，张奇文、江育仁等为副主委。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医儿科盛会，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中医儿科学术团体成立。大家热情高涨，表示一定要继承发扬中医儿科事业，把儿科分会办成中医儿科学的大本营，办成中医儿科工作者之家。
守护者江育仁
早在1974年在上海中医学院（现上海中医药大学）编写《中医儿科学》三版教材时，我就认识并请教过江育仁先生。他对我各方面精心培养并关怀备至，亲自推荐我为《中国中医药年鉴》编委，接替他的工作；亲自为我的《儿科临证50讲》一书作序，勉励我“不随时俗”；要我和他共同主编《现代中医儿科学》。王伯岳去世后，江育仁是儿科分会的主心骨，并大胆地放手让张奇文和我等同志们去干。他兼容并蓄，心如明镜，其智者光辉一直照耀我们前进的路。
回顾自儿科分会建会之初，到我任秘书长的20年中，在王伯岳、江育仁、张奇文的带领下，分会工作一直遵循继承发扬这一主线，集思广益、交流经验、增进友谊。每一次会议都有一个主题，相继完成了钱乙学术思想研讨，小儿用药剂型改革，小儿疾病外治法，小儿肺系疾病、脾系疾病、心肝疾病、肾系疾病的诊疗经验交流，儿科名老中医经验的整理继承交流等多方面的工作。
每次中医儿科分会的学术会议都有会上与会后工作的链接，分会先后完成了《实用中医儿科学》《儿科医籍辑要丛书》等大部头著作的编写，锻炼了队伍，团结了力量，大家一门心思为中医儿科事业的振兴积极工作，获益匪浅。
而我则更为忙碌，每年学术活动的安排，每次学术会议的书面材料、会议纪要以及论文综述都是由我负责。中医儿科分会的各种原始资料保存得相当完整。在之后几年，我和王烈教授对分会建会以来的各种资料进行整理，全体委员自掏腰包完成了两集的编印，成为分会的宝贵历史资料。
继承者张奇文
首届国医大师朱良春说：“张奇文教授乃当代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医理精深，经验宏富，对儿科建树尤多，有‘南江、北王、中张’之称。尤为可贵者，奇文同志不仅精于医，且擅于政，可谓良医良相一身兼之医林俊杰。”
1987年6月，王伯岳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张奇文担负起学会发展的重任，在江育仁等老前辈的扶持下，高举中医儿科学术大旗，砥砺前进。至1992年，在青岛市召开的全国中医儿科学术大会上，进行了儿科分会的换届改选，选举张奇文为主任委员，江育仁为名誉主委。
张奇文先生是我的良师更是益友。在分会中他是主委，我是秘书长。现在他80多岁高龄了，仍为我主编的《儿科心鉴》出谋划策，担任名誉主编；要我与他共同主编《实用中医儿科学》，这是一本回归中医思维的中医儿科学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后已多次重印，大受医界欢迎。
如今王伯岳、江育仁均已逝世，但他们开创的儿科学会必将不断开创中医儿科事业的新局面。（朱锦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