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宝藩，1935年7月生，上海人，中共党员。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首席专家，中西医内科主任医师、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09年，74岁的内科主任医师沈宝藩正式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以下简称为新疆自治区中医医院）退休。不少一线城市的医疗机构开出高薪，希望将他“招至麾下”。
沈宝藩本是上海人，1960年赴京参加卫生部第二届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结业后被分配到新疆自治区中医医院。到2009年，在祖国的大西北，他已经扎根了近50年。
家人朋友都希望他回上海颐养天年。他的姑妈噙着眼泪劝说：“可以了，你在新疆奉献了一辈子，现在都这个岁数了，该回来了。”他的老朋友、上海市名中医张云鹏向他打保票：“你还是回来吧。如果不愿休息，上海的各大医院，你来选，我帮你联系。”
然而沈宝藩一一拒绝了。他何尝不想享天伦之乐。与在上海的老伴通电话，听筒里传来小孙子咿咿呀呀的稚音，沈宝藩听着笑着，眼角却泛起泪花。多少次，他真想回上海了。可一想到每周要来找自己的老患者们，想到他那些还需要学习历练的弟子们，他又很快把这个念头弃之脑后。
他的老病人严忠才说：“他是为新疆而生的。”他的学术继承人玛依努尔说：“他舍不得新疆的病人，新疆的病人也离不开他。”他自己说：“在新疆有很多病人都离不开我，我不能抛下他们只顾自己。”
曲线学中医，终偿所愿
上海沈家本是殷富仁德之家。沈宝藩的祖父沈韵笙是上海滩有名的律师，父亲沈石麟是商务印书馆的高级职员。沈韵笙懂得岐黄之道，闲暇时常常为人免费诊病，在上流社会和邻里之间口碑俱佳。
可惜战争年代，风雨飘摇。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沈家老宅在战火中毁于一旦，全家人搬往上海近郊，那时沈宝藩刚刚2岁。殷实的家境不复存在，沈宝藩的童年记忆里，大多是艰苦度日与生离死别。
沈宝藩的母亲育有10个子女，沈宝藩排行在三。不幸的是，六弟、七弟、八弟患病不治，接连早夭。母亲身体本就孱弱，丧子之痛更让她长期抱病。沈宝藩少年时就产生了学医的念头。
沈宝藩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古旧”的中医，他并不“感冒”。对中医的正视源于一次患病。那是1951年底，沈宝藩将要初中毕业升入高中的关键时期。起初他只是浑身乏力，食欲不振，之后便低烧持续不退。两三个月内，父母带他四处求医，X线片就拍了五六次，可哪家医院都搞不清病因，自然治不好。眼见沈宝藩日渐消瘦，父亲的同事推荐了一名世传中医。西医在怪病面前束手无策，不信任中医的沈宝藩也想试试中医了。
沈宝藩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位老中医的样貌，身材瘦削，头发花白，看上去颇有几分仙风道骨。老人家详细地询问病情，轻柔的语气和自信的神态令沈宝藩十分安心。服药两周后，低烧彻底退去。又巩固了一周后，沈宝藩的身体再无异样，生龙活虎地返回校园。从此，沈宝藩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中医悬壶济世的向往，深深地埋藏到他的心底。
在沈宝藩高中毕业的1955年，全国尚无一所中医药高等院校。沈宝藩只能选择西医院校。为此，他放弃了保送到保密学校学习核心专业的机会。要知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从事核心保密工作不仅前途光明，更是无上光荣。可沈宝藩一门心思学医，他的志愿表上，从第一栏到第七栏，全部填写着临床医学专业。先学西医，再图中医上的深造，沈宝藩暗自定下曲线求成的长远目标。
成绩优异的沈宝藩被上海第一医学院顺利录取。上海第一医学院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医学院校，名家聚集，学风严谨。当时，学校规定，每门考试都设口试，学生现场抽题现场回答，能够有效地检验基础知识是否扎实。若干年后，沈宝藩担任新疆中医学院临床教学部主任时，在实习医生毕业考试中也借鉴了这一方式。学习期间，沈宝藩留下了记录详细缜密的学习笔记。日后，这些厚厚的笔记成为沈宝藩学术继承人们的至宝。唯一让沈宝藩感到遗憾的是，西医院校里涉及中医的课程只有一门中医学概论，无法满足他探索祖国医学宝库的理想与决心。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54年，毛泽东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一年后，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在京成立，开办全国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等到1960年沈宝藩大学毕业时，全国西学中的势头正劲。沈宝藩入选了第二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这一届主要招收高校优秀应届毕业生，将来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创建东方学派。沈宝藩学习中医的夙愿终于实现。
服从分配，“新疆锻炼了我”
西学中班汇聚了来自全国的顶尖师资力量。内经老师任应秋，幼年读经，《黄帝内经》烂熟于心；卫生部中医顾问秦伯未讲“痛证”，从头痛一直讲到足跟痛，沈宝藩至今念念不忘。他如醉如痴地徜徉在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中，贪婪地汲取着中医的甘露琼浆。
按照规划，学习班为期两年，第一年理论学习，第二年临床实习。就在理论学习阶段结束前一个月，沈宝藩接到通知，困难时期，精简下放，组织安排这一批学员到边远贫困地区支援建设。他被分配到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的新疆。
遥远的新疆，神秘的新疆！那里的医院什么样子？那里的人都是少数民族吗？要骑马住帐篷吗？对新疆，沈宝藩几乎没有任何概念。但他毫无二话地服从了组织安排。
当晚，沈宝藩给九弟写了封信。他不无忧虑地写道：“这个消息先不要告诉母亲，我怕她一时接受不了……新疆的情况如何一切还是未知……哥哥不在，母亲和十妹就靠你的照料了……”
乘火车到兰州，再从兰州换乘至新疆盐湖，最后坐汽车到达乌鲁木齐——经过长途跋涉，沈宝藩终于来到新疆自治区中医医院。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住院部一共才8位医生，50张病床。化验室是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仅能验血、验尿、验便，外加简单的肝肾功能检查。X线室不到30平米，只有一台200毫安X线机。
“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就谈不上什么发展学术之心了。”面对现实，沈宝藩及时调整心态。“当务之急是抓紧学习，尽快掌握看病救人的本领，增长经验，更好地帮助患者解除痛苦。”
别看当年的新疆自治区中医医院条件简陋，精英人才可是一点不少，陈苏生、朱伯馨等全国知名的中医专家因为政治原因来到了这里。沈宝藩被安排与陈苏生同组工作。陈苏生是上海名中医，中医研究院筹建时调往北京，后来在大鸣大放中被打成“右派”，下放新疆。
喜得良师，沈宝藩非常高兴。二人搭配，相得益彰。沈宝藩西医知识全面，中医理论扎实，却缺乏临床锻炼。中医的经验，沈宝藩向陈苏生学习。用到西医药时，陈苏生也常征求沈宝藩的意见。沈宝藩虚心向每一位老中医请教，总结经验，还利用休息时间跑到药房，亲口尝药，誊写药方，学习炮制。
1962年，有位血栓性闭塞性脉管炎的患者前来就诊。因脚趾组织坏死溃烂，他的第五趾已被手术切除，可第四趾又出现相同情况。这种病症，中医称之为“脱疽”。外科主任李玉崑提出用“四妙勇安汤”治疗，正是对症之法。然而，药方里十分重要的当归在当时的新疆却是奇缺。此种情况下，李玉崑大胆用四两鸡血藤代替二两当归，取得良好疗效。两三个月后，病人痊愈。
沈宝藩产生了很大震动。又一次折服于祖国医学宝库的神奇之余，他敏锐地意识到，物质匮乏、医药短缺之际，此举具有很大的推广价值。于是，他反复查阅典籍文献和各地病例，总结李玉崑的这一病案。1963年，沈宝藩的论文发表于《上海中医药》杂志。论文的发表不仅让院中前辈对他愈发刮目相看，更引起了全国性的影响，许多中医都用鸡血藤代替当归，配成了疗效显著的“四妙勇安汤”。
沈宝藩渐渐觉得，分配到新疆是命运对自己的馈赠。如果没有来新疆，怎么会有这么多机会博采诸位前辈之长，又怎么能如此迅速地积累临床经验？“新疆锻炼了我。”沈宝藩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直至今日。
勤奋加机遇，走上成才路
新疆自治区中医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胡晓灵是沈宝藩的学术继承人。提起恩师，她的第一印象是勤奋。
来到新疆后，沈宝藩仍旧保持着在校时的生活节奏，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从医近60年，他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提早半个多小时上班，先去自己负责的病房“巡查”一圈，询问病人夜里的情况，答疑解惑。同事们陆续来到医院时，沈宝藩已经完成了很多工作。
沈宝藩爱书如命。当年工资低，他缩衣节食，把省下来的钱用于买书。遇到好书，他如获至宝。2011年，一次会议期间，沈宝藩在会场看到湖北世医朱祥麟所著《论内经风病学》，有专门章节讲述“《内经》风病风症用药补遗”。翻阅之后，沈宝藩觉得这一部分内容对自己很有帮助，就想购买一本。结果一询问才知道，此书只在香港发行。购书无望，沈宝藩就把书借过来，利用会议间歇和晚上休息时间，抄下该章节的全部内容。
胡晓灵最早结识沈宝藩时还是新疆中医学院的本科生，沈宝藩是中医内科学教师。“他当时已经担任医院副院长，工作繁忙，但备课一丝不苟。”胡晓灵说，“他对我们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更严。现在他每周还要出5次门诊，学术继承人写的案例、心得全都亲自批改。”
西学中的经历和几十年的临床实践让沈宝藩深深体会到中西医结合的显著优势。他常向学生强调，要把中医基础理论钻深学透，体会中医药精华之所在，同时还必须把现代医学基础理论学好，运用多学科的、最新的科学技术方法研究中医药，以期达到中西医融会贯通。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沈宝藩对老年心脑血管疾病的苔脉征象进行长期观察分析统计后发现，血瘀和痰浊与其密切相关。参阅大量文献，结合新疆地理环境特点，沈宝藩发展“痰瘀同源、痰瘀同病、痰瘀同治”的学说，提出心脑血管疾病的痰瘀同治法。在该理论的指导下，他带领中风病科研组潜心研制了平肝脉通片、补气脉通片、化痰脉通片，各有针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疗效显著。作为院内制剂，三种脉通片价格便宜，广受信赖，年产值达三四百万元。后又研制出防治老年心血管疾病的西红花康复液。1994年在美国召开的首届世界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会上，沈宝藩专门做了关于西红花康复液的学术报告，受到好评。
回顾成才之路，沈宝藩认为，除了自身的勤奋，还必须感谢新疆各族人民的信任、诸多前辈的栽培以及机遇的眷顾。他尤其感谢老领导林士笑的提携。1970年，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林士笑被下放到新疆任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副组长，因病住院期间，得到沈宝藩悉心治疗。林士笑出院后，要求沈宝藩护送他回京疗养。上了火车，林士笑正色问：“知道为什么让你跟我去北京吗？”沈宝藩一愣：“不是护送您回京吗？”林士笑微微一笑：“我看你是可造之才，想带你去北京好好学习深造。”
到了北京，在林士笑的安排下，沈宝藩白天在阜外医院参与查房会诊，晚上随中国中医研究院赵锡武、北京医院魏龙骧两位名老中医抄方。后来，林士笑又安排他到天津和上海学习。这段时期的深造为沈宝藩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沈宝藩说，自己在医术上的精进，得益于林士笑的培养，而后期的学术弘扬，则离不开王永炎院士的帮助。上世纪80年代，时任北京中医学院院长的王永炎拟出一份中风病的诊断和疗效评定标准，请各地卫生厅委派专家研讨。沈宝藩提出了一些中肯的修改意见，令王永炎印象深刻。王永炎牵头成立全国中风病科研协作组时，力邀沈宝藩加入。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此后中医界有什么重大学术活动，王永炎总少不了邀请沈宝藩参加。对此，沈宝藩一直深怀感激。
医者仁心，德术双馨
2010年，《沈宝藩临证经验集》出版，王永炎手写序言。他写道：“沈学长性格直爽，待人谦和宽厚，肯为团队献身，尤其是澹定淡雅的品德学风实令人敬佩。”
沈宝藩的弟子们对此深有体会。玛依努尔说：“我的成长离不开他。”在新疆中医学院读书时，沈宝藩一次课上翻看她的笔记，对她工整的字迹大加赞赏。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关注鼓励玛依努尔。玛依努尔1994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新疆自治区中医医院工作，1995年开始跟随沈宝藩抄方学习，后又成为其学术继承人。
“对我们少数民族同志，沈院长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语言的关系，怕我们理解不到位，有难度的方子，他总是反复讲解。”玛依努尔说，沈宝藩给民族医生点亮一盏明灯。
对少数民族患者，沈宝藩更是格外操心。一遇到少数民族患者，沈宝藩就变“唠叨”了。其实，沈宝藩自身就懂一些维吾尔语，但他不放心，自己说完了还要找翻译再讲一遍，生怕患者错听漏听了一个字。
沈宝藩是在巡回医疗的过程中自学了维吾尔语。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医院经常组织巡回医疗，每次至少下乡3个月。作为医疗骨干，沈宝藩踊跃报名，几乎次次参加。为方便与少数民族沟通，沈宝藩自学了基本的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那些年，沈宝藩的足迹踏遍天山南北。然而乡下条件异常艰苦，正值壮年的沈宝藩经常吃不饱。饿大劲儿了，他甚至买过马料充饥。
1967年，在哈密天山公社防治流脑时，沈宝藩发现当地没有一个医生，就手把手培训了几个赤脚医生。此后，每到一处，沈宝藩便给当地培训赤脚医生，希望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乌鲁木齐南山永丰乡现在有位小有名气的马吉禄大夫，便是当年沈宝藩教出来的。
“沈院长经常说，一个好医生，应该有高明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德，德重于术，有德才有术。”玛依努尔非常敬佩沈宝藩对待病人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病人的痰、大便，他一定亲自查看。有时他来查房，问病人的大便什么颜色，我们答不上来，他会非常生气。”
对外地病人，沈宝藩特殊关照。“外地患者来乌鲁木齐不容易，吃住都是额外开销，我的号又十分紧张。于是我给外地病人开绿灯，凭外地身份证可以补号，当天就能回家。”不想被号贩子钻了空子。护士长支招，凭当天的车票或过路费补号。这样一来，外地患者只要在沈宝藩下班前赶到医院，就一定能看上病。
沈宝藩向来反对滥开“大处方”，他尽量不用贵重药，通过合理配伍来保障药效。比如佛手在理气药材中价格偏高，如果患者经济条件不佳，沈宝藩常用香橼皮替代。对弟子们，他也是如此要求，必须了解常用药材的价格，开方时尽量给患者省钱。
对于金钱，沈宝藩看得很淡。曾有很多药企劝他出售三种脉通片的专利。出售专利完全合理合法，三种脉通片的专利费加起来可达几百万元，沈宝藩至少能拿三成。可沈宝藩断然拒绝，因为一旦出售，其价格必然上涨，病人的负担就会加重。1994年赴美参加世界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会时，一家美国医药集团连续3个晚上到宾馆找沈宝藩，许诺10万美元年薪外加“绿卡”的条件，希望沈宝藩留美工作。沈宝藩态度坚决：“我是中国人，我的全部事业都在中国新疆。”
沈宝藩还给自己定下不收会诊费的规矩。2006年，沈宝藩到其他医院参与一名脑出血患者的会诊，当时患者已昏迷5天。从开始抢救到患者出院，他前前后后去了十几次，每一次家属想支付会诊费都被他拒绝。年底，患者送上一个大红包，并再三表示自己经济条件不错，希望沈宝藩收下。沈宝藩依然拒绝。感动之余，这家人又给沈宝藩送来10盒安宫牛黄丸。这回沈宝藩欣然收下，后来免费给病人服用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沈宝藩多次赴美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和东南亚诸国参加学术交流和会诊工作。近几年，他每年都要诊治外籍病患百余人次，其中不乏巴基斯坦前总理舒贾特、哈萨克斯坦建筑学家阿合力别克等知名人士。沈宝藩说：“全世界人民都需要我们中医，需要我们用中医为全人类服务。我们必须好好挖掘中医的内在潜力，把中医药事业努力继承和发扬光大，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服务。”（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史林杰、杨莹著《百姓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