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沪上名医余伯陶(1868～1922年)在大庆里行医，诊务一向很好，病人很多。他忽然心血来潮，到浙江青田县去当了5个月的县长，过了一下当官的瘾，博得一个虚衔。归来之后重操旧业，结果诊务从此一蹶不振。余伯陶原非等闲之辈，民国元年(1912年)，他曾任神州医药总会会长，那是全国医学组织的头儿，还曾创办《神州医药学报》，学识也当不错。就因为当了几个月的县太爷，过一下官瘾，诊务竟一蹶不振，实在发人深省。
经云：医学“至道在微 ，变化难极”。即使穷毕生精力都未必能登堂探奥，如若见异思迁，分心旁骛，岂能成为良医。孙思邈说：“古之哲医，寤寐俯仰，不与常人同域。造次必于医，颠沛必于医。故能感于鬼神，通于天地，可以济众，可以依凭……由是言之，学者当摒弃俗情，凝心于此，则和、鹊之功因兹可得而致也。”(《千金要方》) 此话虽是赞颂“古之哲医”的，其实是托古言志，夫子自道。他认为，既然要当医生，其行事作为就不能混同于常人，必须终身专注于医，其中有两点尤须注意：第一，面临困难、境遇不遂时尤须矢志不渝。所谓“造次必于医，颠沛必于医”——即使处于仓促急迫之际，颠沛流离之境，也要不失其志，专注于医。这样的医家才能感动鬼神，通晓天地，济世施众，为病人所信赖。第二，在世俗诱惑面前要“摒弃俗情”，“凝心于”医道，才能取得古代名医医和、扁鹊那样的成就。所谓“摒弃俗情”，首先要抵御金钱、权势和物欲的诱惑。且说隋唐两朝帝王均欣赏孙思邈的才干，一再为他加官晋爵，在常人看来，这也许是出人头地的良机，但孙思邈却“称疾不起”，再三“固辞不受”。他所追求的是“和、鹊之功”——成为精诚大医。这中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矢志不渝，摒弃俗情，凝心于医的恒心。
清代程国彭在论医时说道：“思贵专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容浮躁者涉猎”。江西名医许寿仁曾言：“人之有恒成良医，人之无恒便成庸。”确为至理名言。行医是否有恒，能否“造次必于医，颠沛必于医”，能否“摒弃俗情”，实在是区分良医与庸医的分水岭。历史上很多名医在这方面都做出了榜样。
朱丹溪焚经学医
朱丹溪学医时已经44岁了，此前他随老师许文谦学习朱熹理学已经多年，对伦理、哲学、历史、天文、地理等多有造诣，成为东南有名的“大儒”。但老师希望他学习医学，并相信他一定能成功。其时，朱母患肠胃病已多年，而许文谦患关节炎已40余年，均久治不愈。丹溪思前想后，矢志学医，为表恒心，他彻底焚烧了自己的全部经书，足见决心之大。从此一心研习岐黄之术，绝无旁骛。他为学医，欲拜名医罗知悌为师。但罗氏盛名之下颇为傲世，丹溪先后往返十次，均遭拒见。他并未灰心，反而“志益坚，日拱立于其门，大风雨不易”。大有程门立雪之心，终于感动罗知悌，收其为徒，尽传其术，并成滋阴派宗师。罗知悌亦颇自慰，曾言：“吾道赖子而不泯矣。”——我的医道依赖丹溪而不会埋没了。
魏之琇夜读20年
清代名医魏之琇，幼丧父母，家境贫寒，无力上学，很早便靠自己劳作维持生活。后来到当铺当伙计，工作十分辛苦。但他志在医学，生活艰难没有动摇他学医的恒心。白天干活，晚上便挑灯夜读。为了不影响别人睡眠，他便将灯移入帐中，坐在床上遮灯研读，每晚读至子夜。如此艰辛的条件下，他矢志不渝，苦读不懈，前后竟达20年之久，终于研通岐黄之道，在40岁时自己行医济世，在医林中占有一席之地。魏之琇可谓“造次必于医，颠沛必于医”的典范。他还撰写了《续名医类案》，创制了补肝名方“一贯煎”，至今尤为医家所推重。
丁福保辞官专医
沪上名医丁福保在“论医之目的”一文称：“必当有备尝艰苦，九死不悔之毅力壮志以为之基，非然者毋宁弗为。”——行医要有“备尝艰苦，九死不悔之毅力”方可，否则毋宁不做医生。他毕生精力都集中于钻研学问上，不谋功名利禄，不趋炎附势。民国初时，袁世凯幕僚召他出山，他不为所动，写诗作答：“家住江南旧板桥，长安残梦付渔樵。无心沮弱安知孔，避世巢山不认尧。烈士暮年还射虎，英雄失路贯吹箫。牛医贱技吾藏拙，五斗元来未折腰。”表现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丁氏不为权势所诱，专心致学，著作等身，终成近代医林大家。
曹颖甫性痴若憨
沪上另一名医曹颖甫，一心钻研诗文医学，对世间俗务不惮一顾，如痴若聋。同仁称他为“曹憨”，不以为忤，竟亦自称“曹憨”。其弟子严苍山有诗咏“曹家达夫子”，称他“只有诗文医事通，若言世务若痴聋。”可谓传神之笔。蒲松龄有言：“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 曹颖甫不惮俗务，对医学一心投入，所谓艺痴者技必良，成为经方大家，与谢利恒(《中国医学大辞典》编者)同为沪上医坛硕彦，时人有“喻亮”之比，有《经方实验录》传世。(张存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