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沛然(1916年1月30日~2010年5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裘市村。11岁师事姚江学者施叔范先生,1931年求学于一代医擘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师事丁济万先生。1958年应聘进入上海中医学院担任教学工作，1984年后任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辞海》副总编兼中医学科主编，是全国500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的导师之一。1979年后担任上海市市政协常务委员兼“医卫体委员会”副主任，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评为上海市名中医，2009年4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裘沛然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他在医学上有高深的造诣，临床以善治疑难杂病著称，活人无数，医泽广被。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位通晓文史哲的学者和诗人，人称一代鸿儒大医。曾主持编写和主编的著作达40部。其中，《裘沛然选集》获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奖一等奖，《中国医籍大辞典》获国家辞书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大方复治起沉疴
裘沛然教授自1934年从事中医理论和临床研究工作至今长达70余年，他年逾九旬仍然坚持临床第一线为患者解除病痛，深得病家的拥戴。他在治疗疑难杂病顽症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特别服膺唐代医家孙思邈的学术经验，竭尽发掘之能事，曾系统研究《千金方》中近六千个处方，总结其处方遣药特点是简洁、平正、奇崛跳脱与杂而有章等，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后世医家有嫌孙氏某些处方“庞杂繁乱”，但是具有睿智的目光和深厚的功底者，则深知孙氏其方之“杂乱”正是奥妙之所在，体现了处方“反、激、逆、从”之妙用。故在治疗重症顽疾时，多效法思邈，以大剂庞杂组方或奇特配伍而屡起沉疴危疾。
大方复治法是广集寒热温凉气血攻补之药于一方的治法。古代方书，列有此法，而后世在这方面似乎注意较少，以致良法日渐湮没，影响中医疗效的提高。裘沛然在行医早期时，多推崇丁氏处方平和轻灵，讲究丝丝入扣。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使他渐悟“大方复治法”之奥妙。他对治疗慢性肾炎，总结多种方法可随证结合应用，即一为清热解毒，二为温补肾阳，三为培益脾气，四为滋阴补血，五为祛湿利尿，六为辛温解表，七为收涩下焦，八为通泻肠胃等等。一方之中，补血又祛瘀，补气复散结，培脾合攻下，温阳兼清热，收涩加通利，集众法于一方。看似药味庞杂，然而乱而有序，众法合一，治疗危疾大证，往往收到桴鼓之效。如于2002年治一患急性高热证的病人，发热39.5—40℃，经多名西医专家会诊，各种医学检查，未能明确诊断，21nx.com用了多种退热西药，而高热持续达九天之久，乃求治于裘老。老师经过仔细询问并听取专家汇报病情，察色按脉后为其拟一方，以表里相合，气血双清，寒温反激，邪正兼顾，剂量亦较通常加重，以高热偏用辛温，痞满不避甘药，甫投一剂而高热退至37℃。次日又驱车医院复诊，病人喜形于色，惟告尚有虚烦感觉，嘱原方再服一剂诸症全消。
中医辨证论治，首在辨别阴阳与协调阴阳。辨证之表里寒热，脉之浮沉迟数，其他种种，皆有阴阳之别，知其偏胜，使之协调，为施治大法。故见脉迟为寒而用温剂，脉数为热而用凉药，固为施治常法。裘教授则认为，对某些疑难重症或顽症，应跳出常规思维，要懂得“常法非法，法无常法”的道理。如在某种情况下见脉数可用温，脉沉亦可用寒。例如他治一王姓男病人远道来就诊，患心动过速症。诊脉时每分钟搏动达180次，自诉心跳不宁，神情恍惚，脉虽数疾而细软乏力，苔薄舌色淡红，面色苍白时有升火之感。诊为心阳式微而浮火上亢，心气不敛以致逆乱。以峻用温药治之，取法炙甘草汤加附子，药用桂枝21克，炙甘草、干地黄、党参、麦冬、阿胶（烊化冲服）、熟附子、又加生姜、大枣。嘱服5剂。复诊时自诉脉搏已减至每分钟130次，心悸之症大减。效不更方，嘱更服5剂。三诊时病人脉搏跳动已恢复正常，每分钟为80次，诸症悉除。本案以炙甘草汤加附子治疗心动过速症，较之炙甘草汤治疗脉结代、心动悸的原意则更具创新，如根据脉数为热之说，拘守“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之语而用寒凉，则其后果自可想象。
倡导医患相得法
医患相得法，既是治疗疑难疾病的一种重要方法，又是临床所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本法首先要求医生对病人具有高度责任感，从而使病人对医生产生坚定的信心。医生和病人的精神如能糅合为一，这将为治愈疑难危重病症创造最佳的条件。医生的认真负责态度，使病人精神得到安慰，并对医生的治疗充满信心。“相得”还要施用“治神”的方法。中医学理论指明：“神”即意、志、思、虑、智等心理活动，它与脏腑机能之间有密切联系。故精神安定者，疾病多呈向愈之机，而“神不使”则往往预后不良。医者应使病人对疾病具有必胜之心，并采用针对性的语言疏导，多方设法解除病人心中的疑虑、顾忌、执着、愤怒、恐惧等思想，使其心神安定，激发起正气抗病的能力，发挥病人自身具有对疾病的调控作用，然后药物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在通过七十余年的临床实践，遇见的病人，病证各不相同，尤其是对心因性疾患，或危重顽症病人，都给予特殊的心理安慰，使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充分信心，确实对提高疗效能发挥很大作用，这样的病例多不胜举。
裘沛然早年曾治一贾姓男病人，年近六十，医院确诊为肺癌，并嘱从速手术，或可救治，无奈患者坚拒手术，要求到裘处诊治。他为之拟一方：用二黄（黄芪、黄芩）、三山（山慈姑、山甲片、山豆根）、二术（白术、莪术）、二苓（猪苓、茯苓），加冬虫夏草、生晒参、麦冬、西红花，以及龟板、白花舌蛇草、石见穿、木馒头诸药，并嘱每日服蟾蜍一只，服法是将蟾蜍去头及内脏，蟾皮亦剥除，唯留四足部皮肤，必须清洗非常干净，然后久煮成糊状（略加大蒜），每日数次分食。病人坚信不疑，汤药（略有加减）与蟾蜍共服食近六个月，再赴原二所医院复查，讵料结论一致，谓肺部病灶消除，生活起居，亦一如平时，迄今已逾九年余。
明堂事业费精神
裘沛然忧国爱民之心今犹昔若，尤为中医事业的振兴情怀耿耿，多方献计献策。1980年担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1981年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经常参加卫生部召集的论证中医工作和探讨医学的各种会议，提出过许多中肯的意见。早在1958年，当时兴起一股急于在短期内将中西医合流之风，裘沛然撰文“促进中西医合流的思考”，在文中建议成立祖国医学研究所，展开建设祖国医学新理论的研究工作，研究须遵循政府倡导的“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之原则，合流需遵循发展规律，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医学辩证法研讨会上，被邀请作了《祖国医学的继承、渗透和发展》的长篇学术报告，提出中医发展有三条途径：首先是提高中医理论和临床水平；二是采用多学科发展中医学；三是中西医要真正的结合。此报告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裘沛然教授曾说，中医学在汉唐时代已达到很高水平，而后世的发展却何以如此缓慢？这一点，值得引起我们沉思：医学发展除了医界同道的勤奋努力、自尊自强以外，国家政策有力的扶持和社会人士的关心与重视，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1998年9月14日《文汇报》头版刊登了裘沛然的中医药立法呼吁书（原题为“中医中药前途远大，盼望立法保驾护航”），文中指出：中医事业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中医事业的发展也存在不少不利因素，影响了中医学术的提高和持续发展。由于缺乏法律的保障，中医政策的贯彻往往会因人、因时、因单位而差异很大。因此而盼望上海市人大中医立法的早日出台，为今后中医事业的发展和腾飞保驾护航。
在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医的路究竟怎么走？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裘沛然先生经过长期研究和思考，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医特色、时代气息”八字方向。认为中医学必须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下，努力撷取与之相关的科学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成果，为我所用，才能在挑战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司马迁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他多次强调：“中医工作者要有民族自尊心，一定要牢牢掌握中医学的精髓，同时还要具有海纳百川的襟怀，要广泛吸取西方医学及其他有关高新科技知识，学习不止是为了充实，更重要的是为了超越。我以衰朽之身，竭诚希望我国医务工作者和有关科技专家，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为了替人民造福而共同携起手来，把我国传统医学提精撷粹，继承创新，缔造医学的明天。”
裘沛然教授对中医药的教学事业和人才培养事业，更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了学校的发展，经常组织专家们调查研究，对教学、科研及临床医疗的改革提高提出积极的建议，并为中医工作列入国家宪法向国家卫生部拟具意见，发表文章向社会呼吁。同时，他还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讲座，大力弘扬祖国医学，为培养优秀中医药人才，倾注大量心血。正如诗句所表达的对中医药事业后继者的殷切期盼：“焰续灵兰绛帐开，神州佳气拂兰台。老夫头白豪情在，要看东南后起才。”
“终信江河流泽远，源头活水自清新”。裘沛然指出：中医要创新，首先要对中医学有较深钻研和正确理解，才能取精用宏，有所前进，有所发现。他针对目前中医界存在的中医治疗的领域在逐渐缩小、中医的疗效有所下降、中医药人才的素质不高、中药的质量不尽人意，以及中医医院管理中存在一些问题，有些人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前途悲观失望等等，裘沛然不无忧心地说：“当前中医要念好‘三自经’”，即自尊、自信、自强。这三个“自”是中医兴废存亡的关键。身为中医人要有民族自尊心，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只有热爱中医学才能学好中医学；自信来自临床疗效，中医学流传千百年而不衰，靠的就是临床疗效，它是我们中医学安身立命之本，所以我们应该在提高疗效上下功夫；要自强就要刻苦学习，要学习中医、学习传统文化、学习现代医学和相关的现代科学知识；要勤于临床，勇于实践，不断提高，在继承中求发展，在吸收中求创新。他曾经为曙光医院题字，对中医学子用心良苦地提出要“精中通西”。即对中医“三基”知识的学习要做到精湛，对西医知识的掌握要做到通晓。“医之所病病方少”，为医者的关键在于“博”。所谓“博”，包括博览群书、博采众方、博采新知。
裘沛然虽年逾九旬，但对中医药事业满腔热情，对中医后学的培养用心良苦，从他的诗中便可体察：“杏苑当年绝可怜，如何不惜此新天。奠基谁识前人苦，续绝惟望后起贤。医道难明须砥砺，良机易逝要勤研。眼中人物吾今老，记住忧危好着鞭。”
从《壶天散墨》到《人学散墨》
吟诗是裘沛然终生的爱好。虽诊务繁忙，在悬壶济世之余，总是诗囊相随，七十余年，从未中断，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句。诗为心声，裘沛然生性颖悟，气度洒脱，其诗也风格多变，不拘一格。如写二过黄山的诗句：“云松水石尽奇闲，叠嶂层峦策杖攀。是处高风皆浩气，怎能无句过黄山。”浪漫的想象与宏大的气魄，凸显作者的豁达与潇洒；调侃某人讲课枯燥乏味的诗句“灯光溜碧讲筵开，老佛频频叹善哉”，则幽默诙谐，令人莞尔；而《悼母诗》“一恸柴门逆子来，桐棺已闭万难开”，深情剧痛，读之令人垂泪；读陶渊明诗后所写“得酒怡然情意足，闲同邻里话桑麻”，则清淡之中洋溢着浓浓的田园气息；而他在江心寺的诗句“渡口换舟衣带水，抚碑无语忆前朝”，又凄迷哀伤，道不尽历史的沧桑……
裘沛然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长期思索着“做人”与“健康”之间的关系。随着思考的深入与知识的积累，他思维的触角早已经超越了单纯医学的范围，而向史学、哲学领域延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也保持了高度的关注，特别有感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是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丑恶现象，“仓廪实”却没有“知礼节”，这些都对他有很深的触动。因此开始了“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人”的研究工作，这成了他晚年生活的重心。
2008年岁末出版的《人学散墨》，是他多年的思考、研究成果。
《人学散墨》“是专门论述如何能做一个‘合格’的人而写的”。在《自序》中，他阐明了自己撰写此书的缘由：中国在几千年前，人早已自称为万物之灵，在西方，也早有称人为万物之尺度之说。然而，人虽然贵为万物之灵，却“对自己的形体、心理、情感的调控和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处理显得异常笨拙，从历史记载到现状目睹，人群之间，总是那么难以和谐，小则尔虞我诈，明争暗斗，大则白骨千里，尸山血海”，引起无数大大小小的惨剧。这巨大的反差引发了他深深的思考，由此开始了人学探究的道路。他发现孔孟所倡导的儒家学说中有许多关于论述做人道理的精萃思想，他们“既发现了人的可贵，又提示我们做人以和为贵的具体规范”，虽然有些具体的做法由于时代的变迁，在后世不适用了，但是孔孟儒学“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等的人学原理却是超越时代的精萃，是做人应该遵循的永恒标准，对于个人在社会上生存、进取，国家间和谐相处、人类的未来的创造都具有极大的裨益。
令人扼腕的是，孔孟儒学在后世，遭到了种种歪曲和利用，特别是近百年来，在彻底否定孔孟思潮的影响下，孔孟儒学变得面目全非。近些年，学界对于孔孟儒学的“还真去伪”工作取得了不少进展，然而，要澄清孔孟儒学的原意，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孔子要么仍然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要么是遭人嘲弄的“孔老二”。
在先哲时贤众多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对社会人情的思索，他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儒学观念。为孔孟儒学“拨乱反正”，阐发其“人学”思想的内涵，撰写《人学散墨》的想法就这样诞生了。
《孔子大辞典》主编、著名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夏乃儒教授特地在《新民晚报》整版发表文章《一代儒医的“道德文章”》，评价《人学散墨》“是一部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具的佳作”，“必然会对儒学的研究和普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裘教授说，“医人之病我写《壶天散墨》，治人心灵之病撰《人学散墨》”。他平生著作等身，主持编写学术著作40余部，但两部《散墨》不仅集中反映了他的博识才学，而且充分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和一片仁爱之心。
裘沛然教授以良医而具良相胸怀，从疗人身体疾病，到治疗人心疾病，恫瘝在抱，易世心长，上医之称，不正宜乎！（王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