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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医是如何抗疫的

《说文解字》说:“疫,民皆疾也。”在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即有关于疫病的论述,《素问·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中国至少已有3500年以上的疫情历史,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疫”的记载。
 
历代医家治疗疫病的经验
 
东汉中后期,我国中原地区疫情频发,《后汉书·五行志》记录有10次疫情,尤其建安年间,疫情持续时间之长、死亡人数之多,是历史上少见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战争频繁,饥谨连年,气候寒冷,以至出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悲惨状况,面对疫病流行的惨状,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对建安疫病证治进行理论总结,著成《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体系,不仅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
 
晋人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病温毒诸方》中,列举了数首“辟瘟疫”“辟天行疫病”的方剂,可以说是最早出现的预防与治疗疫病专方。书中记载了以药物少许,纳鼻中防治疫病的方法,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有效方法。再如以药物制成药囊佩带于胸前、挂于门户、烧烟熏居所的防治疫病的方法,这些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流传很广,至今仍有沿用者。
 
南北朝时期南朝多流行温热疫,陈延之率先提出了“伤寒与天行瘟疫为异气”的看法,在《小品方》中阐述了伤寒与时行瘟疫的区别。随后唐代在贞观以后,也多次发生疫灾,孙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载有多首治瘟、辟瘟方剂,《千金方》还记载饮用屠苏酒防疫的方法。
 
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记述了公元1232年间疫病的流行,东垣创制补中益气汤治疗。李东垣所称的这次内伤病,其实是一种以脾胃内伤为基础的外感病,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研究考证认为,其实就是鼠疫(《中国医学史略》)。李东垣用益气升阳法治疗烈性传染病,为后世树立了甘温除热法治疗疫病的典范。《东垣试效方》还记述了泰和二年(1202年)一次疫病流行,东垣用普济消毒饮治疗。
 
吴又可经历了明代崇祯辛巳(1641年)之疫,《瘟疫论》说:“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1642年,吴又可“静心穷理”,集“平日所用历验方法”写出了我国温病学第一部专论疫病的著作——《瘟疫论》。《瘟疫论》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成就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创立了新的病因学,“杂气”说,与现代传染病的病原体特征基本相符。二是创立新的病机学说,邪自口鼻而入,侵入膜原。三是创立新的治疗学,疏利透达膜原法,创立达原饮治疗,提出“客邪贵乎早逐”观点。
 
清代余师愚经历了乾隆33年之疫,《疫疹一得》中余氏描述的是一种出疹性的疫病。余氏总结前人治疫经验创立的大清气血方——清瘟败毒饮治疗。
 
王孟英于道光十七年写成《霍乱论》一书,20多年后在上海“适霍乱大行”,于是重订《霍乱论》,名为《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创立了适合湿热病中焦证的辛开苦降方,如连朴饮、黄连定乱汤、燃照汤、蚕矢汤、甘露消毒丹等。王孟英还针对霍乱急症提出一系列救急措施。
 
杨栗山是清代疫病学派著名医家之一,著有《伤寒温疫条辨》一书,认为温病的病机是“邪热内攻,凡见表证,皆里证郁结,浮越于外也。虽有表证,实无表邪”。他自创以升降散为总方的15个治疗疫病方剂。
 
此外,叶天士的《温热论》、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诸多温病学著作中的“温热病”“湿热病”等,都包含了多种急性传染病,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方法,吴鞠通创立了三焦辨证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于今天治疗各种急性传染病都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中医预防瘟疫没有疫苗,但对天花的预防在世界上最早发明了接种术。就是将患过天花病人的疱浆挑取出来,阴干后吹到健康人鼻孔中,接种上天花后就不再感染。这种方法最早起源于何时,还没有定论,但到明清时,已有以种痘为业的专职痘医和几十种痘科专著。清代政府还设立种痘局,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免疫机构。
 
由此可以看出,在历代治疗疫病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治疗疫病的医家,他们在继承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疫病的特点,不断创新,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张仲景解表散寒,李东垣补中益气,吴又可燥湿解毒,余师愚两清气血,王孟英清热除湿,杨栗山升清降浊,这些抗击疫病经验经过凝炼,上升为新的理论,以学术专著的形成为标志,丰富了中医治疗外感病的学术内容。疫病不同,治法不同,但都是在坚持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中医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分析疫病的病因、病机,确立相应的治法,这就是中医治疗疫病最宝贵的经验。
 
中医防疫的基本原则
 
中医对疫病的预防就是要增强人体的正气。人的正气主要由精气等物质构成,《素问·金匮真言论》说“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可见对于精的保养十分重要,要藏精就要让精能正常生成,而且不能过多耗散。精的生成是要靠饮食物化生的气血不断来充养,精、气、血是可以相互化生的,如果气血不足,精就无法充足。气血要充足,首先要饮食有节,要避免饥饿,同时也不能暴饮暴食,要均衡饮食,营养全面而丰富,不能偏食。气血的生成还有赖于脏腑功能的正常。气血要能充养精,还必须要求气血和顺,情志畅达。另一方面,要防止精的耗散,就不能过劳,包括劳心、劳神、劳身以及房劳,要做到“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概括起来说就是《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疫病的致病邪气毒力非常强大,正气的抗邪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所以避免邪气的侵袭也是预防疫病的重要环节。《素问·上古天真论》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素问·刺法论》强调要“避其毒气”。要避免疫邪的侵袭,就要讲究个人卫生,对环境消毒,疫病发生后要采取隔离措施,这些在中医古籍中都记载有具体的做法,如清代后期,鼻烟壶曾是驱逐瘟疫的工具,宫廷中的医生常以鼻烟配方的方药,治疗鼻病和瘟疫。民间则多以芳香药装入小袋,佩戴身边,悬挂于居室,以预防瘟疫。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之际,在没有特定疫苗的情况下,中医非特异性的预防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处在同样的暴露环境下,有人发病,有人不发病,发病后也有轻有重,本次疫病中有基础疾病者、肥胖者、老年人预后较差,容易发展为重症,说明不同人群、不同个体对病毒的抵抗力是不同的。扶正祛邪是中医重要的防治法则,但扶正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吃补药,要根据不同的体质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气虚者需要补气,阴虚者应滋阴;驱邪也不能盲目进行,要确定邪气的性质,容易上火者应清热,湿邪重者要除湿。药物预防是二级预防,一般来说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如医护人员等密切接触者,以及体弱多病者。
 
对于通用的防护原则,我们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适寒温,食清淡,避邪毒。适寒温是指我们的衣着要与环境相适应,过冷或过热都会导致人体抵抗力下降;肺为清虚之脏,饮食肥甘厚味浊腻之物,会妨碍肺的宣发和肃降功能,从而降低对外邪的抵抗力;避邪毒是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的,因为本病为所有人普遍易感,戴口罩,勤洗手避免毒邪从口鼻而入,决不能因为服用了预防药物而大意,就暴露在病毒环境中。(刘承 姜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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