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超先生《医道求真录》拜读一过，我以为“道”“真”二字，最显个中旨趣。
盖道者有三：一为修道。乃言治学之过程。先生家学渊源，幼承庭训，垂髫之年，经史子集，学而时习，诗词文赋，早夕吟诵，国学功底由此积淀。继专岐黄，精研经典，旁及各家，勤求博采，学识得丰。复入高校研修系统学习，全面提高。及至中年交游际会，拜诸名师，受其亲炙，兼收并蓄，得由升华。治学三阶，玉汝于成。
二为悟道。中医之学，博大精深，潜沉领悟，方有所获。盖习医之道有五，凡“诵、解、别、明、彰”，不可或缺。先生治学，悉遵经旨，诵其原著，了然胸中，解疑点、难点之困惑，别归类鉴别之要点，明蕴含之奥义，彰临床之效验，寸积铢累，创获良多。
三为得道。闻道、知道、见道、得道，乃鬼谷子言人生求道四层境界。得道者，言其入其门径，学有所成。先生常年心无旁骛，寝馈岐黄，临证愈疾，创制新方，年逾八秩仍笔耕不辍。诚如自题诗云：“八二医翁尚著书，年来岁月未蹉跎，岐黄仁术传薪火，功益含灵岂一般。”
盖真者亦有三：一为求真。读书以得真谛，临证以得真知，当为求真之基。然于学术路向，更当指归鲜明。余近三十年来针对中医临床重辨证轻辨病之现状撰文多篇，大声疾呼，中医临床当尤重辨病，并提出“辨体-辨病-辨证”三辨模式，颇获响应。先生亦致力于此，强调辨证论治而疏于辨病论治乃战略失位，申言审疾论治在诊疗实践中，确为立意高远，关键所在，具有战略意义，中医学术思想指导实践，实乃求真之论。诸多论述，彰显了坚守根本，坚持主体。
二为守真。坚持传承发展中医之前提，先生明确提出“本姓中，莫偏线”，本书的思想，如在“明脏腑特性、喜恶之情而遣方用药”中，阐述理中汤本为温中健脾之名方，均从脾土虚寒之病理和脾之特性喜恶之情而遣方用药，故治之每验；又治慢性萎缩性胃炎证见阴虚而湿热中阻，从胃喜柔润之特性而以柔润胃阴、清化畅中之法治而获效。守真亦当返本开新，在“明经方组方立意而拓展应用”中，用当归贝母苦参丸，依其组方立义，有养血和血、清热燥湿、化痰散结、利窍诸功效，加减应用于泌尿系统疾病、哮喘等疾，皆举一通三，得心应手。然守真亦不固守，先生主张接纳新知，锐意创新，体现与时俱进。
三为传真。余以为中医传承需体现人文、理论、思维、临床四个维度，方能系统全面，上述方面本书均多见解，强调寻求古训，学用经典，博采众长，参合各家。其用药经验亦异彩纷呈，如用清上蠲痛汤治诸般头痛，菖蒌承气汤治中风失语，降逆和胃饮治胆汁反流等，皆多灵验。自创新方如冬部镇咳煎、痛风得效方、乳癖得效方、湿疹获效方等，凡五十余首，皆多笔记心得之结晶，诚属不易，这些传真之录，当惠泽医林，有滋后学。
忆及丙申之夏，先生八秩大庆，余撰联曰：“洞晓阴阳五行，一门父子；通达古今三才，万里云天。”“一门父子”乃云其婿倪诚、其女张蕙、其子荣春，皆中医才俊，已成栋梁，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医道求真录》既是先生行医甲子学术小结，也是八旬人生回顾，有“道”有“真”相互辉映。中医学之伟大，尚有赖一代代中医人自强不息，求索进取，以其自身实力、自身贡献展现灵彩，赢得无边光景。（王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