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津液的影响看“葛根”与“粉葛”功效分野
葛根是中医临床常用品种，传统习惯将基原不同的野葛[豆科植物野葛Pueraria lobata (Willd.) Ohwi的干燥根]和粉葛（豆科植物甘葛藤Pueraria thomsonii Benth.的干燥根）统称“葛根”。
在本草研究领域，学者对不同历史时期葛根品种是否发生变迁，意见有分歧[5,6,7]。自200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8]开始，葛根和粉葛分列，但其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用法用量均一致。笔者认为对“葛根”影响津液功效的争议可能与“葛根”的不同基原有关，且两者功效并不完全一致。本文从古籍、医案及现代研究寻找证据，以对津液的影响为例，讨论两种不同基原的“葛根”的功效区别。
葛根的本草考证
葛根首见于《神农本草经》，但并无形态描述：“葛根味甘平。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解诸毒”[9]。《名医别录》对其功效进行了补充：“无毒。主治伤寒中风头痛，解肌发表出汗，开腠理，疗金疮，止痛，胁风痛……杀野葛、巴豆、百药毒”[10]。至梁代《本草经集注》始提及不同品种“葛根”的差别：“即今之葛根，人皆蒸食之……生者捣取汁饮之……南康、庐陵（均位于今江西省境内）间最胜，多肉而少筋，甘美。但为药用之，不及此间尔”[11]。唐代的《食疗本草》《本草拾遗》所描述的“葛根”具备食品特性：“蒸食之”“根堪做粉”，且可推知其淀粉含量较高[11]。宋代的《本草图经》《本草衍义》[12]等仍记载了“葛根”的食品属性，但植物形态描述与野葛相似。明清时期的本草学著作，如《本草纲目》[13]等，虽有野生、家种之分，但仍未从形态描述、食品属性和功效上将不同基原的“葛根”区别开来。
古医籍中“葛根”影响津液的观点
自《神农本草经》记载葛根“主消渴”后，《名医别录》论其“解肌发表出汗”“疗消渴”。至隋唐时期，以《药性论》作者甄权等为代表的医家对“葛根”影响人体津液的作用描述多为“止烦渴”[11]。宋金元时期，医家对“葛根”治“渴”有了更多的认识。如《内外伤辨惑论》之升阳散火汤取葛根退热止渴之功，升散脾胃郁火；《汤液本草》提出“葛根”能“益阳生津”[14]；张元素认为其“除脾胃虚热而渴”，“气味俱薄，体轻上行”，“益阳生津液，不可多用，恐损胃气”[15]。多用“损胃气”可能是对葛根发散上行之性有耗胃阴之虞的认识。明代本草对“葛根”既有“生津”的认识，如陈嘉谟的“治肺燥生津止渴”[16]；也有负面影响津液的认识，如一般认为张凤逵在《伤暑全书》中提出“葛根竭胃汁”[1,17]。明代《本草汇言》评价葛根“然而葛根之性专在解肌，解肌而热自退，渴自止，汗自收”，认为“止渴”效应是由“解肌”途径产生的。清代部分医药学家在继承金元医家观点的同时指出其“生津”的作用机制为“鼓舞胃气上行”，如《本草害利》：“能舞胃气上行”[18]。以张璐为代表的学者则更强调其“升阳”作用对“生津”的贡献，如《本经逢原》：“生用则升阳生津，熟用则鼓舞胃气，故治胃虚作渴”[19]。另外，清代名医叶桂在其《临证指南医案·卷十·幼科要略》提及“柴胡动肝阴，葛根竭胃汁”[20]，影响较大。
现代研究的启示
1.植物基原
当代的调查研究表明，野葛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而粉葛主要分布于西南和华南等，包括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四川、云南等省，多用于制取葛粉，江西和广东的粉葛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浙江、华南、西南地区习用的“粉葛”品种亦多有粉性较强，黄酮类化合物含量较低的特点[21,22,23]。对应《本草经集注》的记载可知，最早的药用葛根应为野葛，晚至南朝梁代，南方的粉葛（甚至包括部分习用品）方为人所知，并广泛应用。即汉族政权从中原迁往江南后，葛根基原才逐渐发生了变化。
2.成分及作用
一般认为，野葛发汗退热为优，而粉葛的生津止渴作用较强且毒性较低[24,25]。成分分析也发现，粉葛干品可溶性糖、淀粉含量均较高，且粉葛中的淀粉含量与葛根素含量呈负相关[26,27]。就黄酮类单体成分含量而言，葛根与粉葛各有异同[28,29]。现代研究认为，葛根的黄酮类成分能扩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糖，抑制血小板聚集和黏附，降低血脂、胆固醇、血黏度并抗血栓形成[30,31,32]。如葛根以总黄酮为代表的提取物制成的“愈风宁心片”可用于心脑血管病的治疗。葛根和粉葛，不止黄酮类成分差异较大，其他成分含量也有明显的区别，故王颖莉等[33]认为在葛根与粉葛的使用上应加以区别。当代临床中药学领域也有学者提出，葛根的“生津”与天花粉等甘寒生津药迥异，偏于鼓舞阳气而非滋养阴液[34]。
3.当代名医医案
验之于临床，有学者认为，欲在消渴的治疗中发挥葛根“生津”作用者，多配伍其他具有生津功效的药物[35]。如仝小林治疗一例2型糖尿病[36]，以大剂量葛根芩连汤治疗（葛根120g，未用甘草）。患者服药28剂后仍口干、多饮，且诉用药后胃部不适，恶心。前方减苍术、龙胆、生姜，加炙甘草30g、干姜7.5g、淡竹叶30g，黄芩调为45g，改方后服药28剂，胃胀、恶心基本消失。而在治疗另1例口干多饮明显的消渴时[37]，处方当归15g，贝母15g，葛根30g，天花粉30g，苦参9g，五味子9g，知母30g，黄连30g。患者服药30剂后，口干症状消失，饥饿感明显改善。
结合今人方药研究，张仲景使用葛根必配甘草[38]，可知甘草与葛根配伍，以其顾护胃气之能可抑制葛根的升腾耗津之性。应用葛根时如不加顾胃气、滋阴液药，的确易伤胃阴。现代对国内330位名中医的调查也表明，大多数名中医认为明显津液损伤属于葛根应用的禁忌症[39]。所以从临床来看，葛根确非“生津”之品。
“伤津”与基原
目前可见的《珍本医书集成·增订伤暑全书》[40]并无“竭胃汁”字样。著者张凤逵为明末颍州（今安徽阜阳）人，自青年时期即在业儒之余行医，先后宦游潞城、榆次并在赈灾济贫之际施医施药，但升任刑部主事后专于政务，于致仕后，方益精于医，写成《伤暑全书》[40,41]。可见其行医多在北方地区，考虑到前述“葛根”的基原变化和野葛、粉葛的分布，如果其提出“葛根竭胃汁”，则这一观点来自对野葛应用体会的可能性较大。
体会《临证指南医案·卷十·幼科要略》“葛根竭胃汁”上下文语义，似叶天士此语为当时儿科中医纠偏而论。叶天士在书中并非不用葛根，于“暑”证、“泄泻”项下处方即用之。而于“种福堂公选良方”之“消渴”门所载“玉泉散”组方明确书为“白粉甘葛”，说明其在临床上是将野葛与粉葛分开应用的[20]。也就是说，“葛根竭胃汁”指的是野葛而非粉葛。
目前的模糊认识
由于中医药界习惯上仍将野葛、粉葛统称“葛根”，能够像叶天士那样认识到不同基原“葛根”具有功效差异的不多。所以对葛根的模糊认识也就流布于今，以至有的中药调剂或鉴别著作虽然以野葛的性状描述葛根，但在以外观论及优劣时又以“色白”“粉性足”“纤维少”等粉葛的特征为优品[42,43]；临床医师也易将北方的野葛与南方药食两用的粉葛相混[44]。
对“葛根”功效的认识，虽然有观点认为野葛、粉葛有差异，但并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或教材采纳。自200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将粉葛从“葛根”条单列出来，后续版本延续了这一做法，对厘清两者的差异是一个显著的进步。但两者虽分列，黄酮类成分含量标准也相差近10倍，而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用法用量则无不相同。
讨论
从传统中医药观点来看，葛根归属于解表药。从《神农本草经》主“诸痹”，《伤寒论》以葛根汤治疗“项背强几几”等症状来看，联系葛根总黄酮含量远高于粉葛，及近年来发现葛根的血管活性及对血脂的影响——可视为“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类的作用，有理由将汉代及之前药用的葛根基原与目前的葛根相对应。以“津血同源”理论分析，活血通经药有耗伤津液之虞，难有生化津液之能。考虑到葛根还同时兼具“解肌”“透疹”“升阳止泻”等功效，而宋金元之前的文献多提及其“止渴”“止消渴”“除烦渴”，实难判定葛根与“生津”有确切联系。其古典的“生津”功效记载有可能是粉葛功效的混入及对葛根“解肌止渴”、鼓舞胃气“升津”等功能的不确切解读等多因素所致。除了“解肌止渴”，其临床表现的其他“止渴”效果也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生津”“滋阴”，而可能与黄酮类成分的雌激素样作用[45]及降糖[46]等作用有关。所以，葛根对津液的影响不宜用“生津止渴”来表达。反观粉葛，古来即为药食两用之品，营养性成分含量高，黄酮类成分含量低，药性和缓，与常用的生津止渴药具有更多共性。从这些方面来看，两药对津液的影响差异比较明显。
如前所述，“葛根”在历史上出现过基原变化，至晚从南朝梁代开始，与药用葛根不同的具食用特征的类葛根品种开始充“葛根”应用。宋金元时期开始，医药界将“葛根”对津液的影响以“生津”来描述。早期医家仍能认识到葛根“解肌止渴”“退热止渴”，多用“损胃气”，但在后来的记载中因与富含营养成分，具“生津”功效的粉葛相混淆，中医界遂将“生津”与不同基原的“葛根”混为一谈。虽然历史上叶天士等名医在著述中有纠偏的言论，但直至当代，在明确两者成分的明显差异之后，仍未能厘清葛根和粉葛对津液的不同影响。
对两药的功效差异认识不清，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将两者功效及用量混同，不但造成了临床工作的困扰，也对基于两药的科研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因高等教育专业教材需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规定，故在教学工作中也难以区别其不同，这一问题对相关领域影响深远，值得关注。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张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