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台春，明代湖南邵阳人。世精医理，胸无城府，志书载：“贫民日填户”——贫苦病民每日挤满其诊所，可知病号不少。“与人药不问其值”——送药，不问值多少钱。“至于缓急，阿堵无所计”——紧急关头，钱财绝不计较。由于他“乐善鲜积”——乐善好施，很少积攒家财，故其80余岁故去时竟无积蓄，只能“遗其子以贫”——留给儿子的只有贫穷。
“阿堵”，六朝人口语，犹言“这”“这个”。后来引申指钱，典出《世说新语·规箴》：“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妨碍)行，呼婢曰：‘举却(拿掉)阿堵物。’”是说王夷甫“口未尝言钱字”，情急之下，将钱称为“阿堵”物。而李台春“阿堵无所计”，即钱财不计较，表现了一个医家对待金钱的态度。
医乃仁术，以仁爱之心治病救人，古今许多名医都像李台春一样，轻财重义，厚德薄利。他们不以金钱为重，真所谓“阿堵无所计”“富贵于我如浮云”。清代费伯雄云：“要救人学医则可，要谋利学医则不可。”南昌名医许寿仁（1904-1970年）谓：“医乃活人术，莫作谋生计。”“志于道，勿志于谷（古时农家以谷物酬谢医生），不以术渔利也。”都表现了以救人传道为重，不以谋利为目的的高风亮节。古今许多名医在金钱面前都展示了这种仁德之风，下面举例证之。
救死不为图钱财
宋时，郑州有团练使张锐，以医术而闻名。一次，刑部尚书慕容彦逢邀请他给某官员之母看病。至其家，病人已经昏死，将要入棺。张锐觉得既已来了，就应看一看死者。慕容怀疑张锐想借故要钱，说：“君之来回路费，我全付给，不必烦劳再看了。”张锐说：“按伤寒病规律，患者有昏死一天一夜再复活的，为何不能看看呢？”慕容无法推辞。张锐仔细观察，召来法医问道：“你见过夏天死的人有面色红润的吗？”法医说：“没见过。”张锐说：“此因为伤寒汗不得出而昏厥，病人并没死，幸亏没有入殓。”急忙取药给病人灌服，告诫说：“派人精心护理，到半夜病人必然大泻，将会活矣。”病人半夜果然大泻。全家大喜，急忙去招呼张锐。张锐说：“我今天劳累不能起床，且亦不必去看，天明才可以服药。”天刚亮，张锐不辞而别，只留下一张“平胃散”方子。按方服药，不几天痊愈。张锐以救人为本，非图钱财，故不告而去。
非以此养家，乃此以利民
张维贤，清代汉源县人。醉心医药，经年苦钻，虽通岐黄奥旨然不肯行医。常对人言：“吾非以此养家也，因念地距市远，请医捡药颇不易，乃此以利民。”凡急证所需药物，无不购备于家中，乡中有求医者，与之诊脉，但只发药一剂，不索药费。另将处方付之，谓如病退可持方另购药物，如不效则请另就高明。在穷乡僻壤有此药室，山民得利，活人不少。
不为重金而“远众”
清代嘉兴名医钱经纶，一生在乡间行医，安贫乐道。某曰，有富商慕其盛名，持“重聘”远道而来，途中恰遇钱氏去为贫病者看病。富商不认识他，问通道：“钱先生安在？”钱氏漫不经心的回答：“死久矣。”富商欲以重金聘他出诊，钱氏不屑一顾，毅然拒绝。事后，他对乡人说：“若币之重（拿这么多钱财），不难请致他医，何必就我。余邻里孤穷贫病者，直待我诊，安能远众而就寡哉！”
约金退回，用心良苦
陈徵，明代吴县名医，每应人之求医，不择贫富俱往。曾有一妇人产后得疾，邀陈氏疗治，愿以首饰三十金致谢，陈随口许诺。及至病瘥，其丈夫置办酒席，携所约之首饰而至。陈曰：前所以相诺者，欲取信于君之夫妇也。首饰乃妇人所爱，吾安忍取之耶？坚决辞之而去。
“红包诊金”随意给
沪上名医顾筱言认为做医生第一要心仁，遇有贫贱必当救助。早年设诊所于南市万裕码头时，就诊者多是贫困民众，来诊时多已病重，东借西凑，筹得诊金来看病。久之，先生知情，乃制“红包诊金”规矩，每次诊后，病家只要送一个红纸包作酬谢，有钱时可以包上几角钱，困难者可以包几枚铜板，甚至空包一张红纸，算是酬谢。先生一概不计较，又给病人留了面子。(张存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