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给医生一个冒险的理由》的文章，讲述一位援疆医生所见的故事：一个是一名遭遇车祸、肝脏破裂的病人，在抢救后去世，家属不仅仅没有责怪医生，反而向医生道谢。另一位是一位农民带着肾脏肿瘤的女儿求医，被多家医院拒收。一位泌尿外科医生，明知手术异常凶险，却动了恻隐之心。他告诉孩子的父亲，做好最坏的打算：人走了，正常；救活了，是意外。手术中，肿瘤被完整切除，但在止血缝合中，患者突发呼吸心脏骤停死亡。死者父亲把怨恨发泄到医生身上，纠缠不止、要求赔偿，最终这位医生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做手术，患上抑郁症跳楼自杀。
医学永远是一条捉摸不透的“探索之路”。医生每时每刻都可能与死亡打交道，面对生命的凋谢，医生内心最伤心和痛苦的，每一次救治失败，医生都会久久“自责”到底哪儿做得还不够。
其实，绝大多数民众并不知道医生随时随地都在面对难以决策的问题。譬如，面对发生过敏性休克十万分之一比例的青霉素运用问题，谁又敢保证病人正是这十万分之一的特殊人群呢？用之，病人不过敏，细菌得到控制，疾病康复，医生功劳；反之，发生过敏性休克，努力抢救无效死亡，医生罪过。久而久之，很多临床医生胆怯运用青霉素了。
在中医行业，不少医生也为药量该开多少而困扰。中医自古流传一句话：“中医的不传之秘在于药量”，就是说中医治病，在辨证准确的前提下，必须药量轻重适宜，才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根据国家药典的规定，附子的剂量应为3克~15克，但现实中，有的医生超出数倍反而医治好病人。国医大师邓铁涛用250克黄芪治疗重症肌无力，传为佳话；京城名医汪承柏用300克赤芍治疗重症瘀胆型肝炎，效果奇佳；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仝小林教授治疗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时发现，每日30克黄连的常规剂量是“泥牛入海”，当用量加大到120克，则可迅速降低血糖改善症状。
中药量效关系更加复杂。从成分来说，中药是复方的，不像化学药成分明确。从处方来说，用量涉及处方总剂量、单味药剂量、药物之间的配伍量等，牵一发而动全身。
中医生在临床一线，不可能全知全能，每天遇到的都是不同的病人，即便是相通的病证，每个病人的情况、病因也不相同。即便是相同的病因、病证，中医讲究的是辨证施治，每位中医大夫在诊治中，又会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医学本身存在不确定性、未知性和局限性，必然导致医疗制度设计难免出现“畸形”，甚至法律法规都会存在瑕疵。
管理者运用商业手段来管理医生，让医生变成为一个“创收的技工”，不仅违背医学行业本质原则，是对具有良心医生的一种变相“摧残”，或者说是一种变相的“洗脑”，必然受到伤害的是病人和整个行业的正常发展。
医生不应该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而必须是受过严格培训的科学家。而国内医学教育、医疗管理以及绝大多数老百姓允许医生成为一名科学家了吗？连起码的自主用药权都被单位“剥夺”、探寻科学的冒险机会都被很多老百姓“拒绝”，岂能成为一名科学家。尤其是一些特殊科室医生，如急诊科、新生儿科、精神科等，有时连保命的机会都没有，何有静下心来做“未知数”科学研究。
一名合格医生的成长周期很长，至少得有20年左右时间。前10年就读专业学校，慢慢进入医学行业“内心”；后10年在医疗单位从事“基础训练”，逐渐步入医学行业“轴心”。若是让更多的医生随着年龄增长而“胆子越小”，说明这个行业给医生冒险机会越来越少，必然导致更多急需救治的生命从“有点希望”变为“没有希望”，想起来是多么的可怕。该给医生更多的冒险机会了！(梅松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