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方剂的开处一定要具有前瞻性与全面性，综合考虑多元素很重要。
•“清肺排毒汤”在针对肺病这一主要矛盾的同时，统筹考虑了对心脏、肝脏、脾胃和肾脏的协同保护。
•防控救治大疫不能仅仅依靠季节断病用药，而是要用中医的五运六气深入辨证，根据近几年年运的特殊性，结合临床表征深入分析才能抓住核心病机。
正当人们的生活逐步恢复正常时，6月11日，北京再次出现新冠疫情，人们的生活也再一次受到影响。有了前期全国特别是湖北武汉的抗疫经验，北京市委、市政府迅速行动，最短时间确定了传染源头，最大力度控制了传播，创造了常态化精准控制的“北京经验”。如果定点隔离人群干预、临床救治能够再精准高效，必将成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救治的样板。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已经得到全面控制，但不论是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国内外研判，今年秋冬疫情复发还可能是大概率事件，如果应对不当，病亡率也会大幅度提高。认真总结经验，利用现在有利时机做好充分的准备，制定最优化方案，就能够在病例散发和小范围传播时，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加以控制，避免酿成大范围流行，使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得以保持，也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
在西医尚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一定要首先使用疗效确切的中医药，避免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影响中药的吸收和疗效，特别是避免对患者肝功能和肝气机造成损害；在救治危重患者时，发挥西医对症支持治疗的优势，这样才能把中西医结合的要求高质量、高标准落到实处。前期各地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和临床救治拟定了不少协定方，对某些症状的改善普遍反映有效，但由于对新冠肺炎病因病机的复杂性缺乏足够和深刻的认识，以及辨证论治思路和能力的局限，因此，从临床救治的实际效果看，“清肺排毒汤”具有速效、显效、决胜的显著优势。
中医辨证论治的目的就是透过表象症状找到疾病的本质，也就是对病因病机的深入分析。而分析病因中医使用的是三因制宜的逻辑思维模型，这是中医特有的，也是非常科学的思维模型。我们必须要从地域、个人、天时三个维度去分析看待这次疫情。疫，民皆病也，所以单独从分析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去认知这次疫情特点显然不够全面，也难有代表性，属于必要但非充分条件。流行病患者一定是具有共性的，也就是一旦核心病机确定了，所有感染者一定都具备这一特征。从地域的角度上看，不仅仅是某一个地区出现疫情，是多个地区分别出现。所以，若仅仅从一个地区特点去分析，显然不能代表整个疫病的特征。最后一个就是天地时空，多数人、多地区、在同一区间发病。最大的共性特征，就是发病的时间。新冠病毒应运而生，就一定带有时空的特殊性。只要从天时的角度入手分析，找出时间的特殊性，并结合个体的情况特点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再去反证从天时分析得出的结论，就可以分析出这次疫情的核心病机，对指导防控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学博大精深，不仅具有完备的身心研究的理论系统，还有专门认识天道的理论模型——五运六气。其源自《黄帝内经》七篇大论，是古人通过对天文观象诊病辨证总结出来60年甲子周期中不同年份气运特点对人体的影响。在人们眼中常常只有春、夏、秋、冬四季四立二分二至的气候不同，对每个季节的特点也都很清楚。但是对年与年之间的变幻规律一般很少去做具体的观测察象与总结，缺少人道顺天道的概念，比如我们不会太关注今年春天和去年春天有何不同，去年冬天和今年冬天有何不同，也习惯于把年与年气候的差异认为是随机事件。但是，古贤哲们通过仰观天文，结合天地之象数，推演总结了一套理论模型，用于指导不同年运环境对于人体的不同影响，是临床的重要参考。《黄帝内经》七篇大论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这种理论体系对于我们的疾病防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清肺排毒汤”是根据这一理论，综合考虑2020—2021年年运特点以及各个节气，紧密结合临床而遣药组方的。
寒湿疫，大多数患者在临床上并没有出现发热症状，但依然被确诊，而且总是与海鲜市场关联，这也反应了这次疫情的根本原因——寒湿。因为海鲜市场就是“阴湿”之地，新冠病毒易于生存，也说明新冠肺炎属于阴邪，阴邪侵入人体较阳邪更容易伏藏，更不易察觉。且古人冬吃萝卜夏吃姜，以及三伏贴的说法正是告诫我们应当抓住夏天的有利时机，运用季节有利因素乘胜追阻排出阴邪，更要防止因苦寒之药再逼阴毒内陷。
到了庚子年，金运太过，肝木受邪。虽然上半年少阴君火当令，但肝木受克，故火无根，下半年在泉之气与年运相应再次加剧太过之金气，燥金从湿土化气又趋于寒，反而引寒湿内蕴。这样对于水湿两停的局面是很不利的，而且木主调达疏泄，若木气受克，过多的水饮必然会漫步心胸，甚至会深入伏藏，危害机体，引起其他脏腑的疾病。
金气太过，水旺，肝木受克，心火不足，这是2020年全年气运的基本情况，一定要把病情与季节因素放在这一大环境中考虑。今年夏季，虽然水湿增大是不利因素，但是火当令温度较高，君火旺则心力强这是有利因素，所以会出现即使传染率上升，但死亡率会显著下降的现象。
大疫方剂的开处一定要具有前瞻性与全面性，综合考虑多元素很重要。例如，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理念，见肝之病知肝传脾，见肺之病知肺传肝等等，都是古人在告诫我们要注重全局思维，截断疾病的传变路线来保证疾病不传变，治与防，攻与守是同时进行的。“清肺排毒汤”在针对肺病这一主要矛盾的同时，统筹考虑了对心脏、肝脏、脾胃和肾脏的协同保护。国内外大量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都证明了这一设计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今年的年运特点会导致人的肝气很弱。《素问·气交变大论》中言：金运太过之年，肝木受邪，太冲脉绝者死不治，上应太白星。今年庚子年就是金运太过之年，太冲脉绝者死不治。太冲脉绝就是肝气绝，肝气主调达气机，如果肝脉绝了，即使使用呼吸机也只是辅助呼吸，而体内气机循环靠的是肝气的调达，这是两个系统，外在系统必须依靠内系统起作用。一旦内在的气机绝了，就有风险了。而很多抗病毒的药物本身对肝气的损伤也存在，最后常常出现的情况就是病毒还没被杀死，人已经支撑不住了，甚至有时病毒被杀死了，人也没能幸免厄运。李文亮在病毒转阴两天后不幸去世，胡卫锋在苦苦治疗四个月后，还是没能转危为安。所以，这个底线必须守住，必须保证肝胆气机升发和调达气机的功能不受损。
在临床实践中，不同地区的医生（包括国外的医生）发现新冠患者多有极度“气虚”的现象，有的甚至连手机都拿不动，下床走路都费劲，但使用“益气养阴”的药物后症状改善并不明显，有的甚至加重。益气养阴非但无法达到补正气的目的，反会助邪而阻碍病邪排出。这是因为本质是肝气受邪，而不是“气虚”，气虚仅仅只是表象。如果肝气受邪严重，气郁堵在身体里，补再多也无用，只能增其痞满，而无法调达。所以，中医称肝脏是“罢极之本”。“清肺排毒汤”充分考虑了这些因素并进行了针对性设计，其选用小柴胡汤使心胸小气一转，并配合桂枝疏肝行阳，因此在临床上能够迅速改善乏力等症状。
辨证论治的目的，就是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本次新冠肺炎其本是“寒湿疫”，即使有寒湿郁而化热的现象，也不是普遍现象，在临床上许多病人并不发烧未见高热。即使是伤寒导致的热证，我们在临床过程中也决不能大量使用苦寒药物。《素问·热病篇》言：“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则为热病，热虽甚则不死；其两感于寒者则不免于死。”所以，即使有的患者有发热的现象，也多是表面现象，不可因此而大伐阳气，切不可仅仅因为是春夏的原因，而忽略近两三年气运的实质特点。如果误用苦寒药物，导致两次伤于寒，不但不能促进阳气恢复，反而打断了阳气的自我修复的过程，轻则延缓患者痊愈进程，重则给患者带来更大危险和更深远的隐患。在临床治疗中，更要防止立秋后，金气复强，而出现肝气下陷出现逆症。而“清肺排毒汤”是把这两年的年运特点都考虑进来后拟出的方剂，以达到寒热并用，标本兼治的目的。
防控救治大疫不能仅仅依靠季节断病用药，而是要用中医的五运六气深入辨证，根据近几年年运的特殊性，结合临床表征深入分析才能抓住核心病机。当核心病机确定后，可以进一步分析季节的影响。《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北政之岁，三阴在上，则尺不应，知其要者，一言而终。”所以，庚子年，少阴司天，出现一些火的“脉象症”本就是正常现象，虽可用清热解毒的思路暂时缓解症状，但切不可过度伐阳。因为出现的少许热症，本来就是阴邪郁而化热，而非阳气盛而化热，这是辨证重点。
对于本次救治新冠肺炎，无论症状在不同阶段如何变化，其病的本质不会改变。虽然很多症状可能会继发出现，但是其病机病性不会因为继发现象而改变。牢牢把握这一原则，统筹临床症状，挫锐解纷，标本兼治才是可靠的办法，再复杂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夏季对于新冠肺炎有影响吗？有，会因为气温升高而使其感染率上升、致死率大大下降，从多国夏季的数据也可以分析出来，但不会改变其寒湿疫的本质和病机，在寒湿的海鲜市场和从事相关工作的人群中易发易感，也佐证了这一点，因此治则治法不能改变。根据北京患者的临床舌象脉症等资料来看，依然具备新冠肺炎寒湿疫的主要特征。
这也是“清肺排毒汤”能够全国大面积使用，使得全国各地的重症患者迅速转轻，轻症患者遏制住病情发展并及时出院的原因，而且这是少有副作用、治疗成本最低、治疗效果显著的方法。
“清肺排毒汤”不仅在国内28个省份使用疗效好，而且无论是高纬度地区的国家，还是低纬度地区的国家，还是国外输入型病例都显示出显著的疗效，进一步验证了《内经》理论的正确性，《伤寒杂病论》方剂的可靠性，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葛又文 王永炎）
（撰于2020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