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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术是济世之素养 仁心是业医之精神 仁寿是延年之效用

中医学在养生方面具有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等特征,“仁、和、精、诚”既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同时对养生亦具有很高指导意义。
 
“仁”是中医学与中医人的出发点,是内心的信仰。“仁”就是“爱”,仁者爱人。“仁者爱人”含有爱自己、爱别人、爱众人之意。中医之“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仁术、仁心和仁寿。
 
仁术是济世之素养
 
“医乃仁术”,医生作为一种职业,其目的就是救死扶伤。“仁术”最早出现于《孟子·梁惠王上》,一开始是指一种仁爱行为,进而推广到治国之术。孟子针对齐宣王以羊易牛、不忍见其死的做法评价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就仁爱、无伤这一点来说,医术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后世“仁术”专指医术。仁爱之心通过医这一“术”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仁”是“术”的前提,“术”是“仁”的体现。医术使爱人、爱己的“仁爱”思想得以落实。于是“医乃仁术”成为人们的共识。
 
“仁”乃儒学的核心思想,宋代以后出现了医儒相通的现象,出现了独特的“儒医”群体。范仲淹说:“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儒医”群体从汉代已经逐渐形成,宋代儒医蔚为大观。正如清代徐松在其《宋会要辑稿》中所说“政和七年……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与疾病,谓之儒医。”以至于“无儒不通医,凡医皆能述儒”。
 
仁心是业医之精神
 
医者仁心,中医之“仁”是通过医者体现出来的,也就是中医药从业人员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既表现为医者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爱护生命的“仁心”,又表现为医者行医过程、进药炮制过程中的“至诚”行为。为了区分“仁”和“诚”,特将医德行为规范放在“诚”中阐述。主要表现为大慈恻隐之心、普通一等之心和不私其有之心等。
 
“大慈恻隐之心”是孙思邈《大医精诚》提出的,“凡欲为大医,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可见“大慈恻隐之心” 是成为大医的首要条件。这里的“大慈”是“大慈悲”,是佛家的“予乐为慈,拔苦为悲”,也是老子提出的三宝之第一宝:“吾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恻隐”是儒家用语,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做一个大医,必须要有仁爱之心,决不能对患者生嫌弃、厌恶、冷漠之心,反而应同情、怜悯之,这是医者应具备的基本品德。
 
普同一等之心包括两方面:一是医者与患者普同一等,二是所有患者普同一等。首先,医者与患者普同一等就不容易做到,但只要推己及人,视患若己,如唐代孙思邈说:“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其次,对待所有患者普同一等,一视同仁,如孙思邈说:“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
 
不私其有之心。古代医圣、药王、大医、良医都不会把医道、医术、良方据为己有、秘为私藏。无论岐伯黄帝问对的《黄帝内经》、医圣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还是后世大家著书立言,皆以医道示人、以良方传世,以济世救人的胸怀在传承医道医术。
 
仁寿是延年之效用
 
“仁者寿”出自《论语·雍也》,本义是善良仁厚之人多长寿。而医乃仁术,一方面是医者以“仁术”护卫生命,帮助患者得享生命的健康与尊严,另一方面因为医者自身秉持一颗仁心,历代名医大德中也不乏高寿者。
 
医乃仁术,承载着病家性命相托的信任。晋代王叔和《脉经·序》说:“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宋代朱肱《活人书·序》说:“夫术至于托生命,则医非小道矣。”元代王好古《此事难知·序》说:“盖医之为道,所以续斯人之命,而与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元代王珪《泰定养生主论·序》说:“医者人之司命,任大责重之职也。”正因为医术乃性命相托之事,所以“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褚氏遗书》)
 
医乃仁术,寄托了病家重登寿域的愿望。医术关乎人的生命,且与天地相通、相应。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指出医者作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宋代许叔微《伤寒论著三种·序》说:“医之道大矣,可以养生,可以全身,可以尽年,可以利天下与来世,是非浅识者所能为也。”(张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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