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五行学说的源流及应用探析
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影响最为广泛的重要学说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尤其是该学说在被引入中医学指导临床实践的过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丰富,不仅成为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之一,更加影响着中医学的思维模式。但由于该理论的产生之源尚无定论,流传历史久远,发展历程模糊不清,导致其在中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虽有多处体现和运用,却存在着表达混乱的现象,导致后学者不明所云。因此,梳理五行学说的发展源流,有助于明晰其确切内涵和应用范围,更有助于解读其在经典中的运用。
五行之始源
五行学说作为一种庞大复杂的思想体系,且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很难确定某种具体的观念或现象就是其肇始。目前,学界较为公认的起源线索有“五数说”“五方说”“五材说”,“五数”和“五方”概念的产生稍早于“五材”。它们在发展演化过程中经历思孟时代补充,于邹衍时代得以完善[1],共同导源了五行配位系统、生克制化关系的形成,最终从简单的符号上升成为一种兼具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哲学理论体系。
1. 五数为祖
数字的产生先于文字,原本只是在结绳、契木、刻划过程中的计量符号,随着其由刻划向书写(由符号向汉字)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数字从单纯的刻划系统(六书中的“指事”)演化成图形系统(六书中的“象形”)[2],具有了计量之外的特殊内涵,正所谓“龟以象示,筮以数告。象数相因而生,然后有占”(《后汉书·律历志》)。而“五”的内涵变化亦经历了由计量取数向抽象神秘转化的过程,最后引申相交之义的五取代了积画计数之义的五,是五数崇拜的结果在文字上的反映[3]。
郭沫若先生用“数生于手”来解释中国古人用“五”作为建制的基本单位的原因:“古文一二三四字作一二三亖,此手指之象形也。手指何以横书?曰,请以于作数,于无心之间必先出右掌,倒其拇指为一,次指为二,中指为三,无名指为四,一拳为五”[4]。郭氏以人手五指揭示了先民对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共同特点的“近取诸身,取象于物”原始认知方式。随着先民对空间方位与时间认识的逐渐深化,仅有积画计数之义的五开始与日影朝向、交通方位、季节变化、世间万物产生联系,进而涵盖万物,为先民所崇拜。《五行大义·论五行及生成数》中即有“万物虽多,数不过五”的论述,认为生数里五为最大,成数均是在生数上再加五,至十为极。张景岳将古人这种对“五”的崇拜、以“五”为事物划分和分类标准的认知方式总结为“五为数祖”,并加以解释:“天数五,一三五七九是也;地数五,二四六八十是也;天数二十五,五其五也,地数三十,六其五也;小衍为十,两其五也,大衍五十,十其五也。故又曰五为数祖”[5]。这种“以五为尊”的观念影响着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士大夫之所思维,常人之所信仰,莫能出乎五行说范围之外”[6],涉及到天文历法、人事长情、伦理道德、礼法规范、功过惩罚、宗教祭祀等各个方面:在天有五星,在地有五方,在灵有五神,在人有五脏,在君有五帝,在礼有五祀,在罪有五过等。
2.五方认同
五方概念的出现被认为是原始五行学说的另一个滥觞。有关东南西北中五方的确定多认为与先民窥日度影、定察星象是分不开的。以树影、圭影、北斗斗柄朝向区分四方,四方连线的交点自然得以突显,加之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以我为中”的“尚中”观念,最终确定了东、南、西、北、中5个方位。如“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直蘖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周礼·考工记》),“经纬星历,以视其离……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管子·五行》)。而甲骨卜辞研究结果显示早在殷商时代已有“四方”和“四方风”的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变出“中商”“东土”“南土”“西土”“北土”之说,发展成为“五方”观念[7],中商和东南西北并贞,说明殷人方位观已经很精准了,商代晚期确实已具有了五方的概念[8],但并未形成如今五行系统中方位的术数化和体系化。直至春秋时期,五方的分类配位系统方得以确定。如《墨子·贵义》在日者以方位龙色定吉凶的描述中明确指出有关方位与天干、龙色的配属关系(甲乙-青龙-东方;丙丁-赤龙-南方;庚辛-白龙-西方;壬癸-黑龙-北方);又如《管子》中详细描述了由“十”字图形构成,分成五区的“幼官图”,从5个方位透视世界,将万事万物纳入到这5个方位中来[9],形成了五色、五味、五气、五数、五兽等相关事物的配属关系系统,而这种分类配位系统实际上已与邹衍的五德终始学说大体接近[1]。
3.五材演化
五材说的发生可能略后于五方说[4],但它与五行学说起源的关系是学界提到最多的。《尚书正义》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10]。可见这5种常见的基本物质材料,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很自然地成为先民关注的对象。在中国先民重视整体性和功能性的思维指导下,五材以其基本且不可替代的功能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如《左传》就强调“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国语·郑语》中也记载了五材之间以土为主,而相互产生联系化生万物“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抛弃五材朴素的物质概念向形而上的属性层面转化,《尚书·洪范》为其肇始。文中提到天赐君王之道有九,第一即“五行”,不仅指出了水火木金土五行的名称,更重在强调五行的功能属性:“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把五材的物理属性升华至抽象的功能属性甚至是治国为王的顺势之道,是五材演化五行符号的关键一步,且与咸苦酸辛甘五味相联,由此形成了五行配属体系的雏形。《春秋繁露》[11]中认为“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即是将“行”作为功能特性来讲的。基于此,把五行属性抽象出来,推演到其他事物(象),抽象分列成五类特性相近的事物、现象所共有的固定的组合形式,完成了由“五材”向“五行”的蜕变,最终升华成为阐释万物发生、发展及变化规律的五行系统。这既符合五行演化之道,又符合中国“同气相求”“取象比类”的传统思维认识法则。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五行学说的产生多始多源,无论其始于五数、五方,还是源于五星、五材,都是以古人对自然万物的崇拜和观察为内在源动力的。他们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测人事,方能建立起以自然万物属性划分的、多层次的、多元的五行思想体系。
同源而双流
早期的五行模式虽已具有了一定的体系,但五行之间缺少动态的变化。唯有在属性层面和时间维度上产生关联性配属后,五行关系模式才真正得以固定,并且在此配比过程中,促进了两种不同的五行关系模式的产生,即生克五行模式和方位五行模式。
1. 生克五行模式
五行无论是从数字出发,还是从材料出发,都无生克可言。大约是春秋末年,已经偶有对五行之间关系的探讨,如《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及《左传·哀公九年》中用“火胜金”“水胜火”的论断来解释梦境卦象、预测战局胜败;至战国末期,邹衍用五德更胜来解释朝代更迭,《史记》中用“五行转移,治各有宜”概况其“五德终始”的思想,这些相克的思维是在为朝代更迭、天地现象从人情天道方面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或可看作是五行相克关系产生的完善。而真正合理的关于五行生克的论述是在《吕氏春秋》,一方面认同邹衍“五德终始”思想,推测“代火者必将水……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12],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年四时的自然流转、时序过渡来比喻五行相生,将季夏归为土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包罗万象的五行相生理论框架。到西汉时期董仲舒注意到四时之变导致五行相克,明确提出五行生克有序,并将其规律总结为“比相生而间相胜也”。后世班固在《白虎通义》中解释生克之由均是因其内在属性之不同:“五行所以相害相克者,天地之性。众胜寡,故水胜火也……实胜虚,故土胜水也”。“木生火者,木性温,暖伏其中,钻灼而出,故生火……水生木者,因水润而能生,故水生木”。可见,五行间的生克制化之理是对五行具体形态和功能的抽象化,并从功能、属性层面进行了联动,而各行之间的地位平等,并无主次之分。
2. 方位五行模式
如果说以五数、五材分类,则五行平等为生克五行;那么以五方为准,在五行模式上则是方位五行模式。
五行的方位配属关系为土居中央、木火金水各位东南西北四方的“中五立极,临制四方”的五行模式。这种模式最早是在以黑白两色圆点形成的河图的点数图阵中得以明确表达[13],河图用五行的生成之数表达了五行与方位的关系模式,即“土居中央,调控四方”。《管子》将这种方位配属模式进行了发挥,作以“幼官图”将五行按土木火金水排列,土位于中央,并将色味声数、旗物兵刑等合入五方,逐渐演化为成熟的方位五行配属模式。日本汉学家金谷治认为这种中央与四方的《幼官》图式,将五行与四季的循环相结合起来[14],成为五行方位纪时令的雏形。同时在《四时》一篇中明确提出了“中央曰土……中正无私,实辅四时”,能够辅佐四时达到“春赢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的功能状态。《春秋繁露》中给中央土配以季夏,将土比喻为“天之肱股”,认为“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强调了“土为五行之主”的重要性。同时期的《白虎通》《淮南子》也承袭了“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时”、“土居中央,其他四行各主一方”的思想,认为“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历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须土也”。这种方位五行模式以及“重土尚中”的思想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汇同于中医
“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15]。中国人以五行的轮转呼应来观察世界变化,中医学同样以五行理论阐述人体变化、治病养生所用之理,且自有升华,中医学的五行理论就是如此。五数、五方、五材的理论在《黄帝内经》中多有体现,并且被加入了新的配属元素,如《素问·金匮真言论》《素问·六节藏象论》《素问·脏气法时论》等;更重要的是两种五行模式很好地融汇并应用于中医学理论中,成为中医学说理诊病疗疾的强大理论武器,可以说中医理论自产生之初就采用了两种五行关系模式。
1.强调整体,以和为贵
中医学在理论上完善和丰富了五行体系,正如著名史学家李约瑟所说,五行与生理方面事物的配合就是由《黄帝内经》所肇造的[16]。《素问·五脏生成论》认为:“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即五脏虽然在体内无法直接观测,但是五脏之气及其功能却可以外显被人所观测到,由此援物比类。王冰称之为“象法傍通者,可以同类而推之尔”[17]。《黄帝内经》中有多个篇章以五方为统领,将五脏、五窍、五体、五病、五志等与五行相通相联系,完善补充并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内系全身,外应自然的五行系统。
中医学认为人居天地之间,与天地相通应,人之五行自然与天地之五行息息相通,二者是同律同构的统一体。这种整体的观念在《黄帝内经》中也比比皆是:“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心者……通于夏气;肺者……通于秋气;肾者……通于冬气;肝者……通于春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通于土气”(《素问·六节藏象论》);“肝主春,足厥阴少阳主治,其日甲乙……心主夏,手少阴太阳主治,其日丙丁……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其日戊己……肺主秋,手太阴阳明主治,其日庚辛……肾主冬,足少阴太阳主治,其日壬癸”(《素问·脏气法时论》);“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素问·移精变气论》)。可以说,这种以五行为基础的整体思维模式广泛应用于中医学中,对于整体观念的构建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8]。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整体观念最大的特点就是说明人体各脏腑组织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并非彼此孤立,他们在生理上相互资助制约,共同维持人体内环境的和谐稳定;在病理上相互牵连影响,一脏有病,可波及他脏,破坏机体内稳态;在治疗上相互关联补充,观五脏之气盛衰变化,可知死生,可决成败,以此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如《素问·脏气法时论》中有“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病在心,愈在长夏,长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于春,起于夏……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长夏……病在肺,愈于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长夏,起于秋……病在肾,愈在春,春不愈,甚于长夏,长夏不死,持于秋,起于冬”。《难经·六十一难》[19]说:“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切脉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可见,五脏六腑之间的生克乘侮都是围绕一个最终目标,那就是人体内各要素的平衡、统一、和谐[20]。
2. 注重应用,各有所长
2.1 以生克五行模式阐释协调变动、机动制衡
古人用五行来说明人体乃至一切物质要素在时空中互相资助、互相制约的演变转化过程,生克五行模式就体现了物质世界这一规律。具体到中医学中,首先即为分化出季夏(长夏)与五行相配属,形成“春-木-肝,夏-火-心,长夏-土-脾,秋-金-肺,冬-水-肾”的五行配比关系,进而阐释人体各部关系及自我调控、维持平衡稳定的机理。
生克五行模式中最基础的即是五行相生、相克关系。这种相生相克是以五脏为主体,延伸到五体、五色、五味等,以木、火、土、金、水顺序相生,隔行相克。如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以五脏代五行,以五行相生论述五脏关系,在《素问·宝命全形论》中用“伐、灭、达、缺、绝”来描述五行相克的规律,并且认为这种规律是“万物尽然,不可胜竭”。当五行结构在无外界干扰时,五行间还通过“制化”这种方式来不断自我修正偏性,达到平衡的协调效应[21]。《类经》云:“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必须生中有制,制中有生,才能运行不息,相反相成”。正是由于五行内部生克制化的循环不止、动态有序,才维系了五行系统的动态平衡,促进事物的生化不息。
在这种动态平衡的状态下,木火土金水都保持着一种常态,《素问·五常政大论》将其描述为“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备化,金曰审平,水曰静顺”。而当五行之气超过这种平常状态时,称之为“太过”,记为:“木曰发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坚成,水曰流衍”;当五行之气逊于这种平常状态时,称之为“不及”,记为:“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监,金曰从革,水曰涸流”。这种“太过”或“不及”往往会导致五行自我调节机制失常,而致五行相乘或相侮。五脏之气也由原本的流注次序“五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素问·玉机真藏论》),转变为“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素问·五运行大论》)。另外,五行中的某行太过或不及所引起的“胜气”往往会激发和招致“复气”,并对其产生限制,复气的多少轻重也是由胜气的轻重决定的。故《素问·至真要大论》曰:“有胜之气,其气必复也”。如木不及,金偏胜而为胜气的情况下,经过五行之间的一系列递相克制(木不及-土偏胜-水不及-火偏胜),产生复气火来克制金,以此恢复五行间的动态平衡。五行间相生相克,生无不及,克无太过,生也平衡,克也平衡,生克制化,平衡发展,以维持生命体的常态[22]。
2.2 以方位五行模式解释中土为重、脏气升降
中医学在运用生克五行模式阐述人体各部关系时,注重的是各行地位的平等性和相互之间的协调性,无法涉及所有的藏象问题。而以土为中心四极五点式的方位五行模式,侧重于强调中央脾土的重要性,以及围绕脾土而升降流转的脏腑之气。用该模式来解答《黄帝内经》中关于“中央-脾-不主时(各十八日寄治)”等难题,则更为合理,是对五行理论在中医学中应用的补充。
《黄帝内经》依照方位五行中“土”居中而制四方王四季的理论将脾归入中央,形成了“五方-五色-五脏-五数”的配属关系:“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数八……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数七……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数五……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其数九……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数六”。居于中央的脾属土,为气血津液生化之源,能够转输水谷精微于其他四脏,充养全身。充当着“人之肱股”的角色,发挥着“制四方”“灌四傍”的重要作用。一年四季,任何脏腑无时无刻,都离不开脾土运化水谷精气的滋养,故而脾“常以四时长四脏”“不得独主于时”“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素问·太阴阳明论》)。脾气健运,化源充足,全身正气充沛,不易受邪气侵袭,则“四季脾旺不受邪”;脾失健运,化源不足,则其他四脏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没有保障,也就失去了生机[23]。
中央脾土不仅是无时不主的“孤脏”,还是从阳位到达阴位的过渡之腑(“脾为至阴之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是位于上焦阳位与下焦阴位之间的气机升降枢纽和中心环节[24],在脏腑间发挥着枢机调衡的重要作用,维持着人自身内部的相对平衡。正是基于脾的这一特点,在左的肝木之气方升;在右的肺金之气则降;位高的心火之气升已而降;居下的肾水之气降已而升,构成了脾胃居中斡旋的心肾南北(上下)交济、肝肺龙虎(左右)回环之态势[25]。《素问·刺禁论》用“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在表达气机运动方位顺序的同时更强调了这种五脏四象皆是一气周流的变化。清代彭子益则形象地将“脾为中土”的五方五行模式,比喻为轴与轮的关系,脾胃和合成中气居中为轴,四脏分布四周为四维,为轮。由轮而轴,是四维气机升降化生中气;由轴而轮,是中气运转推动气机升降[26]。
总之,无论五数、五方还是五材,都只搭建了五行体系的基本框架,并不能看做是成熟的五行思想或学说。但它们的形成无疑为之后各种因素纳入五行配位体系奠定了先决条件,都是从具身经验出发,在“取象比类”和“同气相求”思想下对自然万物属性从朴素到抽象的把握和归类,从最早的观测时空、星象的“术”,发展为说理、明规的“道”,又从道升华为人身、生命之“本”[27],最终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生克五行与方位五行两种模式。《黄帝内经》则着重将两种五行模式融汇并且进行了灵活运用,即以生克五行模式阐释人体的动态平衡,用方位五行模式解释脏腑气机升降。并且两种模式又都体现了中医学整体观念及“以和为贵”的思想。只有明晰两种模式的确切内涵和应用范围,在解读中医经典时加以揆度和参验,才能更好把握传统中医理论脉搏,将这一理论准确且灵活地运用于临床实践。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韩诚 郭蕾 张俊龙 秦亚莉 赵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