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曹丕《与吴质书》时注意到其中“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句，引起思考。“昔年疾疫”是什么疾疫？
《与吴质书》是曹丕（187—226）于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写给好友吴质的一封书信，旨在追念往事、亡友，及对未来文坛的期盼与个人情况，是一篇名作。
文中的“昔年”指的是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疾疫”指代的是这年发生的重大瘟疫。对本次瘟疫史书虽有记载，但多语焉不详，如《后汉书》中的《献帝纪》与《五行志》对此的记载仅仅说这年“大疫”，至于瘟疫因何引起、覆盖区域及持续时间则鲜有记述。
上文中“徐、陈、应、刘，一时俱逝”让曹丕非常哀痛，这几个人是谁呢？汉献帝时代有七个读书人因才华横溢，颇有名声，被誉为“建安七子”，即孔融、王粲、阮瑀、徐干、陈琳、应玚、刘桢。曹丕与除孔融外的六人均是好友。“一时俱逝”的“徐、陈、应、刘”即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阮瑀因病逝于建安十七年（212年），文中没有提到的王粲同样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三国志·魏志》载：“（阮）瑀以（建安）十七年卒，干、琳、玚、桢二十二年卒。”“（王粲）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
这场瘟疫不但对文坛造成了重大损失，也给当时的军事格局带来重大影响。《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载：“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司马）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事实上，东吴大将鲁肃也因这场瘟疫病逝。曹操看到前线“军士大疫”，东吴指挥官司马朗“遇疾卒”，瘟疫凶猛程度超出预想，又无良药可医，就选择了“引军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的战争对峙格局。
虽然史书对此记载不详，但这次瘟疫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曹丕的弟弟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也记述过这件事：“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yì），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难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
仔细阅读可发现，曹植与曹丕的记述是略有差异的。曹植认为染此瘟疫的是穷人多、富人少；曹丕记述的“徐、陈、应、刘”均属大户人家，“一时俱逝”，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这场瘟疫的严重性。
根据史书记载的当时死亡情况，可以推测这场瘟疫发生的区域为当时的中原地区即现在的河南及安徽一带，究竟由何原因造成尚难判断。但任何一次瘟疫的发生都多半与气候突变、自然灾害、人类活动、生活方式等有关，后人需要从每次瘟疫中汲取教训，通过预防和及时救治减轻瘟疫造成的灾难。（山东 韦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