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代谢，时代沧桑，60年前我曾与任应秋先生为新中国的中医事业并肩努力，许多往事时时浮现眼前，就像昨天发生的事，着实令人感慨万千，难以入寐。
我与任老有不解之缘
我是1952年进入卫生部医政司医政处中医科工作的。1954年，毛主席发出了“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并发扬光大，这将是我们祖国对全人类贡献中的伟大事业之一”的指示。为了从行政管理、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来加强中医工作，国务院作出了在卫生部设立中医司，组建中国中医研究院、并在全国建立四所中医学院（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三项决策。1954年7月，中医司正式成立，赵树屏、何高民为副司长，后又从文委调薛和昉同志为司长。同年11月，我和魏龙骧、李介鸣同志接到调令，调入中医司技术指导科工作。
为了从人力资源上满足一司两院的建立，卫生部从1955年～1957年，先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大批中医精兵强将。这其中，1955年底李重人同志从重庆中医进修学校调入中医司任教育科科长（1962年转调到北京中医学院任副教务长兼医疗系主任）。1956年吕炳奎同志从江苏调至中医司，接替薛和昉同志的工作，成为第二任中医司司长。当时调入研究院工作的还有四川的蒲辅周、王文鼎、王朴诚，江苏的韦文贵，上海的余无言、沈仲圭等人。调到中医学院任教的老师，除随吕司长从江苏调来的董建华、程莘农、杨甲三、印会河、王玉川、王绵之、颜正华等40余名中医专家外，任应秋及北京的刘渡舟、陈慎吾等前后也是这时期调入北京中医学院。另外，卫生部还特聘章次公、秦伯未、韩刚和沈德建等四名中医专家为部级顾问。
由于工作和专业的关系，比如一同出差搞调查，一同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等，所以我与魏龙骧、李重人、章次公、秦伯未和任应秋等同志接触得比较多，关系也更近。我能和这么多中医大家朝夕相处，切磋问难，这是上天的恩赐。这种地利、人和之便，不仅惠及于我，而且也惠及至我的女儿喜素。如上世纪50年代，我在《北京中医》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中医对感冒的认识”，就曾得到秦伯未老的指导和批改。而我的女儿喜素，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拜在李重人名下为徒，以后又跟随王文鼎、任应秋等大师抄方。由于三老均来自四川，又都是满腹经纶，因此，在随王、任二老学习期间，二老不但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而且还像待亲女儿一样。“感念师恩”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今天我怀念任老，一是尽老友之谊，二是代过世的女儿喜素对培养过她的任老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和怀念。
任老为中医呕心沥血
光阴荏苒，虽然任老离开我们已有32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我眼前。1982年8月，任老在他69岁生日前后写过一首七律诗：“六十九回春复秋，一年一度一搔头。称心事业从何说，得意文章匪自谋。乏术乏人难后继，中医中药总先忧。传承未解穷薪火，侈口创新缘木求。”
任老的诗作不由得勾起我对秦伯未先生的感慨和怀念。记得1956年3月，秦老在北京中医药学会为欢迎来京参加中医研究院工作的同志举行的宴会上，即兴而就两首题名《祖国》的诗文：“祖国多遗产，蔚为民族光。灵素存著多，草木亦芬芳。远景真堪见，前途未可量。热情千万斛，此日信非常。
祖国相呼唤，欣然来古京。一时逢盛会，四座皆知名。赵董推先觉，袁施属老成，举杯无限意，期待展平生。”
秦老不愧为大医家和文学家，其寥寥数语，寓意如画，仿佛群贤毕至，举杯畅言，追往昔之岁月，展未来之豪情的喜庆场面就在眼前。让我们这些后学，也为他们老友的相聚，为当时中医事业的大发展而感到欢欣鼓舞。
任、秦二老的诗文，一忧一喜，两种心境，落差极大，截然不同。
秦老记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初一司两院的相继成立，中医事业得以大发展的那段不平凡的历史。而令任老堪忧的是经过十年动乱，中医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的摧残，中医药事业面临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局面。诗虽出自二老之手，但所喜所忧者均与中医药事业紧密相连，代表的都是广大中医人的心声。
想当初，出于对中医事业的热爱，秦、李、任三老应“祖国相呼唤，欣然来北京”，先后进入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同样，出于对中医事业的无限忠诚，针对第一届中医学院毕业生中所存在的问题，三老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成了“五老上书”的成员（于道济、陈慎吾、秦伯未、李重人、任应秋）。谁曾想，这出于公心的“五老上书”，竟成了他们的罪行。“文革”之初，三人首当其冲，被打成了中医学院中“三家村”“五鬼上书”的黑干将，被揪出批斗长达3年之久。当李、秦二老分别于1969年和1970年先后去世之时，我也恰逢人生低谷，正在老家接受教育。待到1973年平反回京，方知二老惨遭批斗，已然过世。随着党和国家有关中医工作的方针、政策，又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路线上来。任老也总算熬了过来，得以平反，重新走上了中医学院的讲台。文革虽然结束了，但由于“四人帮”的迫害，不少名医、专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十年的停滞再加上中医成才较晚的特点，这就使得中医“乏人乏术”，青黄不接的现象十分严重。面对这严峻的形势，任老痴心不改，忧心忡忡地发出了“中医中药总先忧”的感叹！但是，任老并没有一味地哀叹，而是乐知天命。一方面他不断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医所面临的处境鸣金呐喊，并积极地为中医事业今后的发展谋划出路。如1979年5月，在全国首届中医学术会议审稿委员会开会期间，任老和有关同志就成立“中华中医药学会”的问题进行了热议。1981年11月，任老以“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和部分在京的中医药专家学者一道，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形成了参照国家文物管理局的模式、把中医药管理工作从卫生部独立出来的共识，并拟写了《科技工作者建议》的决议文，“大医医国”，这为五年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为国家对中医工作的管理寻得了一条新路。另一方面，他老马识途，奋笔疾书，在人生最后的短短7年中，洋洋洒洒地完成了《内经十讲》《中医基础六讲》等百多万字的鸿篇巨著，为中医理论的整理和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任老一生著作等身，少人能比，不愧为人们敬仰的中医学家和中医教育家。
今天，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形势和任老在世时相比，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告慰任老等先贤这一喜讯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医事业能走到今天，这是千百万中医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中医药工作现在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我们还是应该感谢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如果离开了这一条——离开了党对中医的正确路线以及相关的政策，中医药事业的面貌就很难改观，更谈不上什么发展了。
作为生者，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那些为中医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同时，应当切记我们今天离中医真正的复兴和走向世界还相差甚远。重任在肩，吾辈仍需努力！（路喜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