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门雪（1902年~1972年），安徽婺源人（今属江西），杰出的中医学家、教育家、临床家。1916年起，先后师从安徽名医汪莲石、江苏孟河名医丁甘仁学医。1921年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1928年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教务长，兼任沪南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1935年悬壶于上海西门路宝安坊。
1954年任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医内科主任、上海市卫生局顾问。1956年上海中医学院创建时为首任院长，兼任上海市中医学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血吸虫病科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上世纪60年代，他多次组织近代中医学术流派报告会，对当时上海中医界的学术争鸣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会后，由他主编的《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在全国广泛传播，影响颇大。
程门雪中医学术造诣很深，倡导寒温统一，认为“伤寒是基础，温病在伤寒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在临证运用时应取两者之长，不要过于拘泥，不应相互排斥”。在临床上将伤寒、温病理论和方剂融合起来，各取所长，灵活运用，治疗热性病和内科疑难杂症，效果显著。
程门雪著作颇多，有《〈伤寒辨要〉笺记》《杂病汇讲》《伤寒用下法之研究》《金匮篇解》《〈伤寒六经析义〉笺记》《阴阳五行经络学说在临床上的应用》等。
倡寒温统一
程门雪在伤寒和温病研究方面都是中医界公认的大家，他一生倡导伤寒、温病融合的辨证学说。
在温病学说创立以后，伤寒与温病之争持续已久。继后又有寒温一体之论，但在寒温一体论中，又有以伤寒统温病的“伤寒温病学派”和以温病统伤寒的“广温病学派”的不同。程门雪伤寒受师于汪莲石，温病得之丁甘仁的亲炙，两学皆造诣深湛。他以实践为依据，提出伤寒与温病融合，然后根据辨证而用其方的理念。程门雪主张把伤寒和温病对热病证治的理论统一起来。他认为，叶天士的《温热论》是在张仲景《伤寒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温热证治和方药应用上，又是对伤寒六经证治的补充，两者绝不可孤立起来认识。早年他就在《未刻本叶氏医案》评注中指出:“天士用方遍采诸家之长，而于仲师圣法用之尤熟。叶氏对于仲师之学极有根底也。”因此，他决定从叶天士入手，以跻仲景学术之室，融会伤寒、温病证治方药，从而统一伤寒与温病学说，这对现代中医热病学的创立具有较大的影响。
程门雪认为:“伤寒本寒而标热，温病本热而标寒，病源不同，治当各异。伤寒是基础，温病在伤寒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卫气营血辨证是六经辨证的发展与补充。”他从退热、攻下等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认为:“伤寒用石膏、黄芩、黄连清热，温病也用石膏、黄芩、黄连清热，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温病在伤寒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轻清气热的方法，如金银花、连翘之类; 发展了一个凉营清热的方法，如鲜生地、犀角（现已代用）、丹皮、茅根之类。伤寒用下，温病亦用下，不过有轻重早晚之不同。在神昏谵语方面，温病与伤寒就大不相同了。伤寒谵语多用下法，温病增补了清心开窍法，如紫雪丹、至宝丹、神犀丹（犀角现已代用）一类方药，是非常可贵的。温病偏重于救阴，处处顾其津液;伤寒偏重于回阳，处处顾其阳气，救阴是一个发展。救阴分甘寒生津，重在肺胃; 咸寒育阴，重在肝肾，更是一个发展。其实伤寒由经入腑入脏，由表及里，与温病由上而下，并没有很多区别。我主张两者可以合起来，可以用于一个病人身上，而不能把六经和营卫气血分得太死，不要太拘泥。要胸有成竹而心无成见，拘泥是有损无益的。”
程门雪对于伤寒、温病学说，结合自己的经验，多有独到之见。他对李东垣、叶天士学说下过很深的功夫，但并不囿于脾胃润燥之偏，而是撷取其精华，加以实践运用。程门雪不仅对古今医学名著治理甚勤，亦喜在诊余之暇，披览稗官野史，对其中验案单方，亦加欣赏。由于他有惊人的记忆力，故能随时运用于临床之中。其学识之渊博，视野之广阔，取精用宏，于此可见。程门雪在治病过程中，辨证时细心剖析，周密考虑，处方时能采纳各家之长，加以灵活运用。程门雪治学严谨，学术上不分古今厚薄。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金元诸家、温病学派，均深入研究，临床上尤善灵活运用仲景方。
治学过程的三变
程门雪的治学过程有三变: 开始杂而不专，从师学医和“医校”读书走的是常规求学之路，虽为行医奠定了基础，却无所特长，即“泛读各科，浅涉各家，莫衷一是”，结果是一无所长。程门雪曾深以“不名一家”而羞愧。继而由于教学而专于《金匮要略》，此为“由杂而专”的一变。
36 岁后，程门雪博涉群书，除《千金方》、《外台秘要》、《本草纲目》作常用备查外，其他名著及清代各家，诸如陈修园的《伤寒真方歌括》、徐灵胎《洄溪医案》、喻嘉言的《寓意草》、顾松园的《顾氏医镜》、王旭高的《九峰医案》等诸家先贤医案，无不泛览，每读则加笺批，这是“由专而博”的一变。
42 岁后，读书不求多，仅攻读数种经典，并予以加工改造，“缩为五、七言歌诀，以便诵读”，则是“由博返约，由粗入精”的又一变。这一变，程门雪的学术境界达到了炉火纯青、无远勿届、无往勿适的高度。黄梨洲说过:“学问之道，以各人用得着者为真。”张其昀说:“能专而后能博，盖自家有主宰，则多见多闻，互入交参，能使心地开展而善于应用。能博而后能精，当旁观博取之时，须常存趋约之意，则专而不杂，致一而不懈，故得精通。”程门雪治学走的就是这条正确之路。
随着实践活动的深入，学术造诣的提高，程门雪对某一问题的观点也随之变化。有当时以为是而后来以为非的，也有当时以为非而后来以为是的，他都及时予以修正。程门雪这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不文过饰非的严谨学风，数十年如一日。所以他一生无论在学问上还是临床上都能达到很高的造诣。这也影响他后来对待古人经验的态度: 对于一时不理解的古人学术经验不可轻易加以否定。
在中医界曾广泛流传着一个关于程门雪治学的故事: 程门雪对《伤寒论》曾于1940 年做了一次评点，隔了5 年，又做了一次评点。此时他对原来的评点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于是就实事求是地把自己前后不同的见解和想法如实地写了出来。《伤寒论》原文是:“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而迟，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脓血，泻利不止者，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厥阴篇）程门雪的前批:“麻黄升麻汤之误甚明”，“方杂不纯，药不符证，其非真无疑。”后批:“前谓此方之误甚明，今觉不然。记于下: 此证上热下寒也。因大下之后，而致手足厥逆，泻利不止，下部脉不至，其为下焦虚寒当温之候甚明。所可异者，则在咽喉不利，唾脓血一症耳。夫唾脓血可见非虚火迫血之故，与阴盛格阳者不同，况以方合症，更可知矣。此乃表寒陷营，寒束热郁之故。故以升麻升提之; 石膏、知母、黄芩清之; 天冬、玉竹润之; 一面更以当归、芍药、桂枝、甘草治其手足厥逆、脉不至; 干姜、茯苓、白术治其泻利不止; 仿当归四逆、理中之意也。不用附子者，防唾脓血之上热。辛凉清润治其上，温通止利治其下，复方亦费苦心。其药似杂乱而实不杂乱，纵非仲师方，亦后贤有得之作，未能一概抹杀也。东垣治吐血有麻黄人参芍药汤一法，即此方上一半之法，可知世固有此等证，然则上实下虚之证，又安能必其无耶？柯氏未之思，遽下断语，不当也。乙酉读此条，得其解，因记其大略于旁，学无止境，勿遽自以为是也，观此可征。”
用药经验的三变
程门雪用药经验也有三变: 第一阶段，以大刀阔斧见称。这是在28 岁以前任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时期。该医院以施诊给药为贫苦大众服务。因为劳动人民常受饥寒之苦，饱经风霜忧患，即使染病在身，非至万不得已不上医院。对此类病例的治疗，因其栉风沐雨而表实，故重以散表; 因其营养不足而里虚，故轻以攻下; 因病多久延，势已转重，邪实正虚，故须求速效，用药以坚决敏捷、骠悍迅猛见长，挽救许多危疾。有三则实例，一是阳明病狂热用白虎汤，他用石膏120克，日再服240克; 一例风火水肿用越婢汤，麻黄用至48克; 一例少阴虚寒证用四逆加白通汤，在较短病程中，附子总用量至500克 以上，果然能迅速转危为安。
第二阶段以轻清灵巧为主。此乃30~40岁自设诊所时期。病家多为“膏粱之体”和知识分子，病情以表虚里实为特点，故处方风格为之转变，以经方的精炼配合时方的轻灵，并以丁甘仁的平淡为主，讲究配伍和炮制。此时程门雪正钻研清代叶天士、薛生白的温病学说，颇能入其堂奥而啜其英华，故其用药实有苏州吴医之长。如麻黄0.9~1.5克 用蜜炙（用药量少，用蜜炙进而又减轻药性），桂枝0.3~0.9克，煎水炒，白术、苍术用米泔水浸，熟地炒松，用砂仁或蛤蚧粉捣拌，体现了他的用药风格。
第三阶段，复方多法的创造时期。晚年，他经常到工厂、农村、部队去，从中体会到了劳动人民长期积劳致虚、反复感染，以及湿热瘀滞夹杂，导致病情错综复杂，但各有其特异之处，故法随证变，治疗上均有所变化。他糅合经方时方，冶于一炉; 温散、疏化、宣导、渗利、扶正达邪、祛邪安正、祛瘀、清化，凡诸治法往往掇于一方，故能表里、上下、虚实、寒热、标本兼顾，遂能取得较快的疗效，并使病人体力得到较快的恢复。
三次治学方向、三次用药特点的转变，体现出程门雪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对病人极端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治学精神。 （楼绍来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