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一文中指出，医生治病时必须“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还应当“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要“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即医生看到患者的苦恼感同身受，内心焦急悲痛，不避忌路途艰险，无论昼夜寒暑、饥渴疲劳，全力以赴救护患者。
清代医家程杏轩在《医述》中写道：“谚云：‘医家有割股之心，安得有轻忽人命者哉？’”意思是只要能治好患者，即使要切自己腿上的肉为患者入药，医生也在所不惜，怎能拿患者生命不当回事呢？
北宋药学家唐慎微编撰的《证类本草》，是宋代以前本草学集大成之著作。该书问世后，历朝数次将其作为国家法定本草经典颁布，沿用近五百年之久。唐慎微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只要病家延请他诊病，他都全力以赴，风雨无阻，从不因富贵贫贱而区别对待。
明代医家赵梦弼，遇到急诊患者，不管是半夜敲门，还是百里之外来请，他都立即前往，七八十岁时仍拄着拐杖上门应诊。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其行医时，从四面八方来延请的人众多，他都有求必应，就算是遇到雨雪天气也没有推辞过，再远的路途也都欣然应诊。
明代针灸学家杨继洲，其所著《针灸大成》至今仍是研究针灸学的重要医著。他在长期医疗活动中，急患者之所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救治患者放在第一位。凡是请他出诊，不论患者贫富贵贱，也不避寒暑雨雪、路途的遥远，总是有求必应。他常说，治病如同救火一样，人命关天，岂容半点迟缓。有一年，他正在紧张地准备医官考试，突然有人来请他去救治一个住所很远的危重患者，他立刻放下手头事情，前往为其治病，直到患者痊愈。
明末清初医家傅山工书善画，博极群籍，在医学领域有精深研究，著有《傅青主女科》等传世之作。他虽然出身于官宦之家，却非常能体会众生的疾苦，把患者的病情当作头等大事对待。有一次，他为了给一位叫杨思圣的患者看病，在炎炎六月，一路跋山涉水，从山西出诊到枯关（今河南省济原县西北），不惧路途艰险，克服种种困难，只为心中那份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责任。
清代《友渔斋医话》记载，乾嘉年间，浙江名医唐介庵给穷人看急病重病时，经常不收费，还赠送药物。有一次，唐介庵去给人诊治时，发现虽已入冬，患者还睡在竹席上，唐介庵回家后就派人送去了被褥。还有一次，唐介庵为一个手艺人治病，一直效果不佳，后来得知这个患者依靠手艺辛苦积攒了十两白银，本来放在住处，却找不到了，因此心急如焚，寝食难安，导致疾病一直不见好转。唐介庵便在自己衣袖里藏了十两白银，借诊病之机放在患者床下，结果患者发现白银失而复得，喜出望外，病情也随之好转。后来患者又在家中找到了自己原本丢失的白银，才知道唐介庵的良苦用心。
《海盐县志》中记载，清朝时浙江海盐县名医钱同文医德非常高尚，为穷人上门诊治重病时，无论多远，从来不让患者雇车马接送他。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经常做好事不欲人知，有些穷人买不起人参等贵重药材，但又必须要用的时候，钱同文便把自己药匣中储存的贵重药材搓碎成小块，偷偷地混入患者包的药材中。这样既让患者用到这些贵重药材，又不至于让患者心中不安。
明代医家沈应善，不仅医术精湛，而且有宽厚仁心。在疫情流行时，他在诊室旁边盖了一间房子，用以收留患者，并取名“来安堂”，让患者“既来之，则安之”，医药费和伙食费一律减免，以此来让患者安心看病。
清代医家张明征，年轻时曾被聘为御医，为皇家侍病。但他却非常关心百姓疾苦病痛。张明征曾在旅途中碰到一个患有严重痢疾却没钱诊治的患者，于是让仆人把他背到自己家里，悉心为该患者治疗，一个多月后患者痊愈了，张明征还资助患者路费让他回家。世人用“视天下犹一家，救路人若骨肉”来称赞张明征这种视患者若骨肉亲人的高尚医德。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一文中指出，如果有患者患疮疡、泻痢，污臭不堪入目，这些平常人厌恶看到的情况，医生则应该从内心感到同情、怜悯和关心，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厌弃。例如，明代医家奚凤鸣擅长治疗外科疮疡类疾病，他建议患者找经过训练的专人对溃烂的疮疡进行吮吸治疗，而对于患有痈疽溃烂却雇佣不起专人吮吸的贫苦患者，奚凤鸣往往会用苦酒漱口，不避臭秽，亲自为他们吮吸痈疽。《黄帝内经》中亦提道：“治癫疾者常与之居，察其所当取之处。”意思是对患有癫狂病的患者，医生要常去患者家中，与患者密切接触，细致观察其发病情况，以便釆取最适宜的治疗措施。
宋代法医学家宋慈所著《洗冤集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宋慈在书中强调，法医必须亲自检验查看，不能因嫌尸臭而拒不检验，或让下人代检。每遇死伤疑案，宋慈都怀着“事莫重于人命”的精神，不怕恶臭污秽，亲身动手验尸。
医者父母心，即医生对患者那种担心的心情，跟父母关心、担心自己孩子的心情是一样的。医生对患者应当同情和体贴，急患者之所急，而不应该存有厌恶和嫌弃的想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医务工作者以前辈们为榜样，面对病毒不惧艰险，千里驰援疫情一线，守护人民健康，“大医精诚”的精神在我国世世代代传承着。（王诗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