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新冠肺炎，属于中医“疫病”范畴，《黄帝内经》称为“金疫”（按中医五行学说“肺属金”，故肺系疫病称为“金疫”），病因感受疫戾之气袭肺。从目前全国各地的报道来看，其发病具有四个特点：一是传播快，传染性强（部分带病毒患者没有症状同样具有传染性）；二是发病症状以乏力、低热或中等发热（部分患者无热）、干咳（部分患者无肺部症状）为主要症状；三是病势发展迅猛，变化快，如不及时有效地治疗，病情可能迅速加重，甚至出现呼吸衰竭等重症危及生命；四是大多数患者可以康复，只有少数老年人及有基础疾病者预后差。以上特点正如《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所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避其毒气，天牝（鼻）从来。”清代医著《温疫论》也说：“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可以说，疫病即感受疫疠瘴气，从鼻吸入由呼吸道传染的急性传染病。
从中医角度看，笔者认为无论是预防或者治疗，努力提高患者的免疫能力，通过患者自身的抗病能力抵御邪毒，是防控疫毒的关键，而要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最重要的是养护好人的“正气”。
《黄帝内经》记载：“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经文提示，疫毒之所以侵犯人体，主要由于“正气虚”，反之“正气不虚”，疫毒就不能干犯，即使得病往往症状比较轻，预后好，痊愈快。对于机体来说，“正气”集中体现在人的抗病能力。《黄帝内经》认为，人体内部有一种生化和制约并存的自稳调节机制，所谓“亢害承制”，即生化和制约机制必须和谐协调才能精气充足，神气旺盛，可以抵御致病因素的侵犯，《黄帝内经》所谓的“阴平阳秘”，就是一种机体的“内稳态”。国医大师裘沛然认为，人体本身存在一个调控系统，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修复、自我防御四大功能，人体依靠这些自稳调节功能维系着生命活动的有序进行，并具备抵御致病因素的干犯。
从预防角度看，《黄帝内经》所强调的“治未病”理念，包括三个层次含义：一是尚未感染病毒者，应该养护好精气神，令邪毒无由侵袭；二是已经感染病毒，尚未出现临床症状者，应该在做好隔离的同时，防止已病防变；三是已经确诊患病并出现典型症状者，应该处理好邪正关系，做到扶正祛邪，祛邪而不伤正。
就治疗而言，《黄帝内经》给我们以下启示：
治疗之本“养护正气” 《黄帝内经》说：“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医生的治疗措施是标，患者的正气为本，只有治疗“标本相得”，疫病才能“邪气乃服”。元代医著《读素问钞》注：“药非正气不能运行，针非正气不能驱使，故曰针石之道，精神进，志意治则病可愈；若精神越，志意散，虽用针石，病亦不愈。”针药只有通过正气才能发挥治疗效果，而养护正气的前提是“精神进，志意治”，否则恐难应手。
五脏虚证，扶养胃气 《黄帝内经》说：“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此所五虚”；“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清代张志聪注：“五脏之气皆由胃气之所资生，浆粥入胃，泄注止，胃气复也。”《景岳全书·传中录》云：“以治法言之，凡药食入胃，所以能胜邪者，必赖胃气施布药力，始能温吐汗下以逐其邪。”皆说明，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出现各种虚弱证候时，要处处顾护胃气，“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保护胃气（是正气之一部分）疾病可能康复，如果出现“浆粥入胃，泄注止”现象是胃气来复的佳象。此提示我们，在新冠肺炎的防治过程中，不可滥用损伤胃气的药物。
用药中病即止，不伤正气 《黄帝内经》记载：“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不尽，行复如法。”“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对治疗疫病来说，重病可能要下猛药，但前提是中病即止，避免损伤正气。切勿在临床治疗上滥用抗生素和大剂苦寒克伐之品等伤及正气的药物。
善用食养，以补益精气 《黄帝内经》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意思是，药物治疗与食疗应该同步进行，尤其是疫病后期出现阴阳气血亏虚者，可以通过食养调理，有助于生化气血，促进康复；对于未被感染者，平时多喝水，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营养丰富，以充养气血，增强抗病能力。应该指出的是，对于没有感染的人群，没有必要乱服“预防药”，不要轻信谣言和各种没有根据的信息，养好精气神，科学做好防护才是根本。
抗疫必重调神养神
面对疫情，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担忧、焦虑、恐慌侵扰着人们心理的堤坝，加重了疫情带来的伤害。为了缓解人们的心理压力，提高心理免疫力，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应该为心理重筑防疫的堤坝。
中医养生尤重养神，治病更重治神。《黄帝内经》始终把养神、治神放在首位，并提出一系列的预防保健措施。裘沛然先生认为，人体内部“自我调控”功能的发挥，必须以心境泰然、神志安定、澄心息虑、充满乐观和信心为前提，否则反而导致疾病的加速恶化。当今社会滥用药物及来自多方面的心理压力和紧张，是破坏人体自稳调节功能的主要原因，尤其是面临大疫之病，精神心理因素对于治疗效应和预后转归，极为重要。若一病当先，精神过度紧张、焦虑、抑郁，以至如出现《黄帝内经》所谓“神不使”（即精神崩溃）时，必不可治。人要恢复、完善调控机制，必先养神，缓解身心压力，恢复人体“自我调控”功能，正所谓“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关于养神，《黄帝内经》曾经提出“节欲养神”“独立守神”“积精全神”“四气调神”等理念。联系当前疫情，针对大众容易出现的焦虑、恐惧、惊慌等情绪，笔者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澄心息虑 焦虑情绪是人遇到潜在危险或威胁时的正常情绪应答，是人体对外界刺激的防御保护，常常是一过性或短时间的心理应激反应。适度的焦虑可以提高人们的警觉水平，伴随焦虑产生的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可以提高人们对环境的适应和应对能力，是一种保护性反应，但如果过度或不恰当，就是有害的心理反应，伴有运动性不安和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常有呼吸困难、心悸、窒息感等症状。
克服过度焦虑的方法，力求做到澄心息虑。所谓澄心，即静心定意；息虑，并不是说人不要思维，而是面对疫情，做到淡定、镇静，不诚惶诚恐。未病者积极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少出门、多通风、勤洗手、戴口罩等；已病者，积极配合医生，遵循医嘱，既来之，则安之，循序渐进，病毒的演变有其自然规律和周期，邪正相争，有一个病理演变过程，若能做到澄心息虑，使神气内守，标本相得，有助于疾病向愈。《黄帝内经》说：“静则神藏，躁则消亡。”南朝梁时养生家陶弘景说：“静者寿，躁者夭”。无数医疗实践证明，静则神气内藏，不易外泄；焦躁不安，肝郁化火，心神失守，易损伤精气神，导致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紊乱，人体免疫能力下降，或促使发病，或加重已病，甚至影响治疗效果和预后。古代医家的观点不容忽视。
心安不惧 恐惧是一种遇到灾难时惊慌害怕、惶惶不安的情绪反应，没有信心和能力战胜危险，欲回避或逃跑。过度或持久的恐惧会对人产生严重不利影响，如失眠、食欲减退等。《黄帝内经》说“恐则气下”，恐惧可令正气下泄，甚至衰竭。提倡“心安而不惧”“气从以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说明只有“心安”“恬淡”才能“气顺”“气从”，正气顺畅，气血流通，足以抵御疾病。诚如《金匮要略》所说：“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
木（肝）郁达之 情绪低落、消极悲观、孤独、无助、无望等负性情绪状态，伴有失眠、食欲减退、性欲下降等身体不适感，严重时甚至有悲观厌世的想法，这也是罹患疫病前后，最容易出现的证候。中医所谓的“木郁”，实指肝郁（因为肝五行属木），由情志因素引起肝气郁滞的病证。中医有“因郁致病”与“因病致郁”之分，前者因长期忧郁而致病，后者由患某种病而引起的精神症状。金元医家朱震亨说：“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肝属木，木喜条达，肝喜疏泄，因疫病致肝气郁滞，称为“木郁则不达”，治疗则需要“木郁达之”。何梦瑶《医碥·郁》：“郁而不舒，则皆肝木之病矣。”疫病过程中出现忧郁情绪，十分常见，表现为过度夸大应激事件的潜在和消极后果。如果不能及时纠正，可能引发抑郁症。裘沛然先生提出养生应该潇洒、豁达，是疏泄肝郁的好办法。有诗曰：“心无惭疚得安眠，我命由吾不在天；利欲百般驱客老，但看木石自延年。”
总之，面对疫病，我们应该科学调适心理，摆脱引起肝郁的负性情绪，保持平和心态，神气充则正气盛，邪气祛之。对于医务人员来说，在防控疫病过程中，心理抚慰和心理治疗应该贯穿始终。
疫疠之气，及时避之
笔者认为处理疫病的关键环节有三：处理疫病源、隔断传播途径、积极治疗病患。《黄帝内经》告诉我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意思是对待疫病一方面要求养护正气，以增强抗病能力，另一方面的关键还是要做好隔离，远离疫毒源。所谓“避其毒气”，就是大众避免去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活动，尤其是空气流动性差的地方；不要接触、购买和食用野生动物；尽量避免前往售卖活体动物的市场，禽、肉、蛋要充分煮熟后食用；勤开窗，通风；减少接触公共场所的公用物品和部位；外出佩戴口罩等。
疫疠之气，及时避之，不仅仅是个人的防护问题，更关系到到整体防控效果。
起居有常，不妄作劳
防控疫病，不可忽视的养护之道，就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医学研究证实，人体所有物质的代谢都有一定规律的，所以有规律地安排好饮食起居，是养护精气神，提高人体免疫能力的重要方面，不可小觑。我们应该倡导，无论患病与否，都应该维持规律作息，合理安排生活，吃好三餐，多喝水，选择合适的身体锻炼方式，避免吸烟、饮酒、熬夜等不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有计划地做一些让自己感到愉悦的事情，比如听音乐、看书、做家务等，自己掌控生活的节奏。
另外，疲劳永远是诱发各种急慢性疾病的基础原因。《黄帝内经》提倡“形劳而不倦”“不妄作劳”，唐代养生家孙思邈主张“动而中节”，皆是至理名言。疲劳包括形劳、神劳、房劳，都应该保持“中节”。《内经》有“生病起于过用”之明训，明代医家张介宾说“过用曰淫”，意思无论情志、饮食、劳作都需要把握好一个“度”。饮食之度：“饥中饱，饱中饥”；劳逸之度：“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运动之度：“动而中节”“形劳而不倦”；房室之度：“欲不可绝，亦不可纵”；悲欢之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健康是一种“三和”的状态
《黄帝内经》有一段关于健康标准的精彩论述：“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府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
由此可见，健康无病之人的标准是：“血和”“卫气和”“志意和”“寒温和”四点，概括起来就是：“气血和”意为气血运行和畅；“志意和”理解为精神活动正常；“寒温和”指人能适应外界寒温环境。简言之，健康的本质就是天人和、形神和、气血和。这段经文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思是人要健康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天人和、形神和、气血和，天人和，就是人应该顺应自然界阴阳变化；形神和，就是做好生理和心理的调摄，保持心身协调；气血和，就是通过各种措施使人体气血充沛运行有序。在抗击疫病过程中，也要注意达到此“三和”。第二层意思正如古希腊医学家阿尔克迈翁说：“健康就是一种和谐的状态，是一些成对的相反因素之间的平衡。而疾病只不过是和谐遭到破坏的表现，是一元素多于另一元素，或者一对元素多于另一对元素所致。”
联系疫病的防治，中医学不是着眼于针对病毒本身，而是针对致病因素作用与人体所产生的种种反应，通过治人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即通过调节天与人、形与神、气与血以及脏腑阴阳等种种失调而立法，即通过整体系统的理念进行辨证论治，尤其是要突出因人、因地、因时制宜，这是取效的关键。疫病的发生与季节、气候、体质、地域密切相关，更应该强调这一点，这就是所谓的中医特色。明代医学家张介宾所谓的“调其不调”“和其不和”，是中医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包括疫病防控。《景岳全书》曰：“和方之剂，和其不和者也。凡病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温而和之；兼热者，凉而和之，和之为义广矣。亦犹土兼四气，其中补泻温凉之用，无所不及。务在调平元气，不失中和贵也。”现代学者李中华先生说：“中国哲学的智慧，集中体现在一个‘和’字上，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质，也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
总之，中医认为精气神是生命的基本要素。《黄帝内经》说：“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气”是构成自然界万物（包括人体）的基本物质；“精”是“气之精专者也”，是人体中精、血、津、液等精华物质的统称；“神”是人体生命机能活动的总括。精、气、神被称为“人生三宝”，精和气是维护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神是生命活力的外在体现。精气充盛则神旺；精气衰惫则神衰。《内经》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人体的阴阳和谐协调，“精”与“神”两个方面都正常；如果阴阳失调，是疾病的标志；阴阳分离，精气衰亡神也就消失，预示着死亡。防控疫病，莫不以此为准绳。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为生命接力，与病毒赛跑。历史长河奔腾不息，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充分发挥中西医两个医学体系的协同作用，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王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