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朱学派治学一脉相承。章太炎治学最重“求是”与“致用”，关于遣方用药强调“贯习群方，用资证验”；章次公治学既师章太炎所示治学门径，又无门户之见，博采诸家；朱良春深得其师章次公遣方用药之心法，且在实践中引申发挥，其面广、用意深，建树良多。
学派是学术繁荣的标志，迥异流俗、独树一帜、自成体系、蔚然成风，章朱学派世人瞩目。笔者追随朱良春老师问业数十载，在先生仙逝七周年之际，特撰此文略述章朱学派遣方用药特色，借以缅怀朱良春老师的盛德丰业，虽系一鳞半爪，或可作后学之借鉴。
章太炎
一曰求是，再曰致用
章太炎先生（1869—1936）博学鸿儒，对中医学亦有过人的识见，章次公先生（1903—1959）青年时执贽门下，采获良多，章次公所作《章太炎先生的医学》一文（见1936年《苏州国医杂志》第十一期），用精练的语言介绍了章太炎的治学门径与方法，概括其对中医学的卓越见解，抒发“启新复古”之己志，是章次公倡导“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之滥觞。文中说章太炎“尝谓学术无大小，所贵在成条贯，制割大理，不过二途：一曰求是，再曰致用”。学术品类不一，治学门径则同，治医亦不例外，必须有条理、成系统，裁量应有理有据。求是，不为个人好恶所左右，亦不为书本所羁绊，独立思考，不避毁誉，追求真谛，即“为学问而学问”；致用，不尚空谈，直面实际，可资应用，即“为实用而学问”。唯“求是”方切实用，欲“致用”必须求是，所以章次公说，“求是、致用更互相为矣”，可谓一言中的。
关于遣方用药，章太炎强调“贯习群方，用资证验”。他首先重视的是仲景方，然后取《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方，因为二书“所存六朝人方甚众”，古义犹存。但二书“疏方甚众，议病太少，非先知《伤寒》《金匮》，亦不能用也”（《致钱玄同论医书》）。这和清代医家张璐所云，“不读《金匮》方，无以知《千金》之法源，不读《千金》方，何以广《金匮》之变法”（《千金方衍义》），其旨正同。再则取宋代朱肱《活人方》（《类证活人书》），因其能“守古”；还有《苏沈良方》、许叔微《普济本事方》以及《圣济总录》《和剂局方》，悉可备览。至于金元四大家，则认为“皆好附会五行，虽处方不无一得，而览之易入迷惘之途”。而“明、清之景岳、天士诸师，虽才有高下，学有疏密，然不免弃六朝、唐宋切实之术，而不忘五行玄虚之说以为本”。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医学术不断发展，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所难免。章太炎看重的是切实之术而非玄虚之说，这是其取舍古方之标准。他还主张通过临床实践加以验证，这是求实的科学态度。
章太炎注重民间的中医实践经验，认为“药性至微，非更迭校验不能知”（《医术平议》）。又说，“虽古之增益本草者，岂医师孟浪而言之与强以理定之哉？其大半亦出于铃医也”（1921年《中国医学大辞典》序言）。他阐发药性融会新知，将古老的命题给予全新的诠释。如说“柴胡、大黄，《神农本草经》皆谓其推陈致新，大黄推陈致新在破积攻坚，而柴胡则疏泄淋巴之瘀阻也；黄连、石斛皆厚肠胃，黄连之厚肠胃，有收敛止泻之功，石斛之厚肠胃，有润燥护腐之力，用于肠窒扶斯（肠伤寒），更能补充营养之效，而肠出血自免，其理与东人论肠窒扶斯当注意维他命C之缺乏同也”。中西学理融合无间，前人从未有此妙解。联想到章次公云，“考经不正常，恒能引起胃证候”，“古人用平胃散通经，即是此理”；“凡宣肺药多是祛痰剂，肃肺药多是镇咳剂”；“凡一切辛燥发挥之药皆能通便，排泄瓦斯一也，增进肠蠕动二也”，等等。与章太炎所论相较，命意何其相似，此间的传承关系不言自明。
章次公
发皇古义，融会新知
章次公治学有门户，如他所说“疏通滞义，不违家法”。家法，即其师章太炎所示治学门径。但又没有门户之见，而是博采诸家，兼收并蓄。譬如治湿温（肠伤寒）突破旧说的藩篱，将强心、营养（育阴）、扑灭肠菌及护肠，立为药物治疗的三原则，他赞许李东垣“清暑益气汤”以表药与黄芪、党参同用之法，认为与小柴胡汤中参、柴相伍，退热强心之法同，均可供此证早期出现弛张热时选用。又说刘河间治疗热病“最了不得”，还说“温病学说体用兼赅，叶氏实其大师也”。他的这些见解并非否定了章太炎的某些论点，而是加以修正、补充，持论平正，不失偏颇。章次公曾谓：“近世之宗仲景，而不善运用者，流为猖狂，宗天士貌似者，流为浅浮，虽名医辈出，而大医不一遘矣。”他没有经方、时方的界限，其治学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穷极幽微，一探古人未至之境。
试以章次公一则医案为例（见《中国中医药报》1990年3月5日版，吕志连供稿），略加评按，以此见其遣方用药风格之一斑。
“孙先生，据其热之经过，乃温邪而非外感，前此数服方剂皆合病机，所以热不退者，诚以此证难，难易以速效此候，候后日趋严重，必须慎食节劳（三黄苦参汤加味主之）。香青蒿三钱，黄芩五钱，白槿花（包）三钱，嫩白薇三钱，苦参片五钱，秦皮三钱，黄柏八分，银花炭四钱，飞滑石（包）四钱，大地龙三钱，黄连三分。”
按章次公痛感“国医之名病，多以证候为标准，因无明确之诊断，遂无明确之界说”（《湿温证治》），当予改进。他非常重视得病的时间与病程之经过，“因为临床上症状虽或相同，而出现的时间不同，其用药施治也不能同一处理，这是热性病在鉴别诊断上必须注意的”（《张仲景在医学上的成就》）。此证发热数日，所用方剂皆合病机，倘是普通外感，其热当解，所以乏效者，皆因此证乃温邪之故。从药测证，当是湿温（肠伤寒）。这就从时间上将外感与温邪作了鉴别诊断。湿温通常在四候后脉静身凉，一候时难以速效。此案一候后日趋严重，即是此故。因对病证的发展与转归了然于胸，治疗自然胸有成竹。
三黄苦参汤待考，其主药为黄芩、黄柏、黄连、苦参殆无疑义。章次公认为，湿温病灶在肠，扑灭肠中细菌毒素，“清贤所谓苦以燥湿，如苦参、黄柏、芩、连是也”。这是此时选用此类药的着眼点。青蒿芳化清透；白薇清温解热，《小品方》之葳蕤汤即用之；地龙治“温病大热狂言，饮汁皆瘥”（陈藏器语），足可增强此方的解热作用。三黄、苦参，苦能坚肠，而秦皮、白槿花、滑石、银花炭均有“护肠”之功。秦皮味苦且涩，善治热痢，涩可固脱，正可被护肠壁；白槿花乃民间草药，长于治赤痢，既能清肠热，又可防止肠出血；滑石为清热渗湿之品，湿温常用之，它能被护胃黏膜而治吐血，还能止泻，收湿疮脂水，“为一种矿物性吸着剂”，“湿温病下痢，滑石最佳，盖预防肠出血也”；至于银花炭，乃属植物性吸着剂，其能吸着毒素自不待言（详请参阅《吸着剂概说》）。上述药物大多人所熟知，但赋予新意，老药新用，非章次公先生莫属。
方中黄芩量为五钱，黄连仅用三分，轻重悬殊有何考量？章次公认为，“湿温用黄芩，解热特效”，“湿温多心下痞，而其病又在小肠之局部，用黄芩以治痞，而消局部之炎，药病为切合矣”，是以用量独重。黄连苦寒，习俗多谓其能败胃，“考之《别录》，谓其‘调胃厚肠’，征之新说，则列入健胃剂，则败胃之说不足凭。然少用则健胃，多用则败胃，则是事实”。“湿温一证，迁延辄数十日，如每方皆用黄连，病人之食欲因之不能恢复”，岂能不顾及之。当然，黄连与芳香淡渗药同用，则免其弊。方中黄连用小量，足见审慎。总之，此方集古人之精华，采民间之效药，以苦泄为主，佐以芳化、淡渗，清温解热，法度森然。但寓有扑灭肠中细菌、排泄毒素、被护肠壁、防止肠出血等诸多新意，构思宏大，缜密细腻，逾越前人。
朱良春
注重经典，发挥师意
朱良春（1917—2015）深得其师章次公遣方用药之心法，且在实践中引申发挥，其面广、用意深，建树良多。譬如虫类药，章次公用蜂房、蕲蛇治风痹，用蟋蟀、蝼蛄、地鳖虫治积聚、肿胀，用蜈蚣、全蝎治头风痛等，成效卓著。朱良春以虫类药伍入他药，所制的著名方剂，如益肾蠲痹丸治类风湿性关节炎，复肝丸治早期肝硬化，蜘蜂丸治阳痿，健脑散治脑震荡后遗症、老年痴呆症等，疗效确切。朱良春不仅用中药干品，还用鲜药制剂，使用丸、散、胶囊等多种剂型，对恶性肿瘤等疑难重症的治疗作了有益的探索，荡邪用之，扶正亦用之。
朱良春重视民间验方，发掘愈疾的特效药作为辨证用药的补充。对葎草、虎杖、蒲公英、一枝黄花、接骨木、豨莶草、仙鹤草、穿山龙等中药应用自如，体验独到。在20世纪50年代，朱良春发掘江苏省南通市中医院“三枝花”（善治毒蛇咬伤的季德胜、善治颈淋巴结核的陈照、善治肺脓肿的成云龙），在医林传为佳话，与章太炎注重“铃医”的思想相呼应，辉映后先。
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南通市中医院跟随朱良春老师实习期间，有一天他要我查找“方不对证，非方也；剂不蠲疾，非剂也”一语的出处，我曾在《本草纲目·卷一·十剂》读过此语，出自刘河间，为李时珍所引用。原文见《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本草论》，唯“方不对证”，原书作“方不对病”，一字之差，略异而已。他对这句话非常欣赏，不啻为其自身风格之写照，因其有过人的胆识，用的正是对证的方、蠲疾的剂，而非敷衍塞责，草率从事。
兹录朱良春老师一则医案，附以学习心得，以见其与章次公先生一脉相承，并略窥其个人的风格。
张某，男，54岁，工人。患伤寒兼旬，热势缠绵，朝轻暮重，神志时明时昧，入暮则谵语呢喃，有时撮空，汗多肢冷，大便溏酱臭秽。苔厚腻，脉濡数、重按无力。此邪仍亢盛，而正已虚馁，心气尤感疲惫，时虞脱变。法当清温化湿、扶正强心并进。处方：太子参20g，苍术10g，苦参片15g，生地榆20g，石菖蒲8g，生黄芩12g，甘露消毒丹20g（包入煎），六神丸30粒（分3次吞服）。
朱良春原注：药后病情显见稳定，神志转慧，脉也较振，守原方损益，调治旬余而瘥。此为曩年之病案，引用之以觇六神丸强心之功。
按此证系肠伤寒，已达二十日，“热势缠绵，朝轻暮重”，正是热型之特征，吴鞠通说湿温“午后发热，状若阴虚”是也。厚腻之苔，濡数之脉，大便溏酱臭秽，提示胃肠湿热积滞蕴结，而脉重按无力，显示正虚。湿热邪实，可见谵语；正气不支，遂见撮空。允合“邪仍亢盛，而正已虚馁”之病机。加之汗多肢冷，虚脱之变，恐在目前。症情之险重，不待言矣。
肠伤寒邪热鸱张耗伤正气，心力不健极易邪陷致变，故当注重强心，此章次公独到之经验。此证之用药，彻邪与强心并进，互相为用。方用黄芩、苦参，其义见前，伍入生地榆是一妙着，地榆泻火解毒、凉血止血，尤长于治疗肠风下血、血痢诸疾，还能愈疡止痛，今知有很强的抗菌作用，可以直接针对病灶，抗菌消炎，顾护肠壁，防止肠出血，盖彰章次公抑菌、护肠之义。湿热交蒸，还当视湿与热孰轻孰重，苦寒伍入芳开、淡渗之品。苍术祛湿化浊，人所熟知，但深一层思考，如章次公所云，芳香化浊，辛烈燥湿，“若苍术、厚朴、附子、炮姜诸品，莫不有强心功效”。朱良春选用此品，实有将“强心脏涵于化浊之中”之深意。笔者粗浅体会，苍术用之得当，对心动偏快或偏缓均有一定的效果，似有双向调节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石菖蒲芳香化浊，涤痰启闭，开窍醒神。甘露消毒丹为叶天士所定，王孟英誉为“治湿温时疫之主方”。朱良春善集诸家之长，引用此丹以清化气分之湿热邪毒。益气强心取太子参伍六神丸，太子参匡扶正气，可以营养心脏；六神丸解毒消炎，开窍回苏，强心有殊功。根据章次公的经验，蟾酥、冰片、麝香能兴奋心脏，但有刺激胃部之弊，倘与生地、石斛滋养药并用，“有缓和作用，足以补其偏也”。此方用六神丸伍入益气养胃之太子参，其旨正同。总之，朱良春此方扶正以逐邪，逐邪以存正，且在祛邪中寓扶正之意，简洁有力，精义迭出，非胆识兼优者不能为之。
遣方用药，章太炎主张守古，守古不是墨守成规，抱残守缺，而是溯源寻本，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目，保持传统文化的纯洁性。必先自立自强，而后求新求变。章次公谓，“需懂古术语本意，而后以现代科学理解之”。假使古义未明，就失去了今义的基础。朱良春注重经典著作的学习与研究，亦有见于此。朱良春弟子史载祥提出“经典思维”的概念，对正确运用经方很有启发，其意亦同。
不上溯章太炎不能知章次公，不知章次公亦不能知朱良春。章太炎倡导的治学门径，以及他们“语必征实，说必尽理”的治学实践，示来者以轨则，备受尊崇。章次公及朱良春开创的“章朱学派”，如一泓清流滔滔不尽，启迪后学。（朱步先 章朱学派传承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