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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八十一难经吕杨注>辑校与研究》有感

《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是中医学中继《黄帝内经》之后以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编撰而成的又一部经典医集。其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后世医家常把《内经》《难经》并称,并将《难经》与《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并列为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
 
《难经》之注,莫先于吕、杨 《难经》成书既早,年久日深而辗转相传,原书今已不存,原貌今亦不可复睹。历代仅以校勘、注释流传。远在三国时,吴太医令吕广,便是注《难经》的第一人,也是古典医籍中注疏最早的,所注名曰《黄帝众难经》。但吕氏之注,似非完帙,杨玄操序曰:“逮于吴太医令吕广为之注解,亦会合玄宗,足可垂训。而所释未半,余皆见阙。”到了唐代,杨玄操在吕注的基础上广为注释,名曰《集注难经》五卷。杨氏所注,保留了吕氏注文,“吕氏未解,今并注释。吕氏注不尽,因亦伸之。并别为音义,以彰厥旨。”对吕氏未解及解释未尽者作了补注。然杨氏所演,又加颠倒,“今辄条贯编次,使类例相从,凡为一十三篇,仍旧八十一首。”则《难经》八十一篇,虽是旧文,而自一以至八十一之次序,乃是杨氏新为编次,非复旧序,遂使《难经》原貌从此尽失。
 
殊为可惜的是吕杨注释原本今亦已不存,但其内容幸收入现存的《难经集注》之中。虽非原璧,尚得流传。丹波氏谓“几乎所谓名亡而实不亡者,亦幸哉。”所以欲探索《难经》渊源,必上溯吕、杨,而溯源吕杨,舍《难经集注》莫适。
 
今本《难经集注》五卷,本名《王翰林集注黄帝八十一难经》,是辑录三国时吴太医令吕广、唐代杨玄操以及宋代丁德用、虞庶、杨康侯等人有关《难经》的注文汇编而成,它保存了北宋以前的五家注、三家校及一家音释,是现存最早的《难经》刊本,也是保存宋以前旧注的唯一注本。所以,今人研究《难经》离不开《难经集注》。诚如日·丹波元胤《医籍考》云:“然吴吕广以下之说,得藉以传之。要之医经之有注,当以此为最古也。”金山钱熙祚《难经集注·跋》亦说:“此一书所集诸家之注,未必尽是,然尚循文释文,不为新奇可喜之谈,由是以讲求蕴奥,俾古人之意,晦而复明,而妄议古人者,亦得以关其口而夺之气,讵不足重也欤?”
 
《难经集注》原书自明以来即已散佚,流传日本,现存最早的刊本系日本江户时期庆安五年(1652)孟夏武村市兵卫刻本(简称“庆安本”),其后,有日本文化元年(1804)濯缨堂刊本和享和三年(1803)佚存丛书本两个支脉,而影响到中国大陆的主要是佚存丛书本。后者由日人林衡(天瀑)氏收集中国本土久佚而日本尚存的17种古籍(其中包括《难经集注》),依原版用活字排印,编成《佚存丛书》。
 
辑校研究以睹《难经》原貌 今山西中医研究院赵怀舟先生领衔主编的《<八十一难经吕杨注>辑校与研究》,2014年7月由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付梓刊印,这是对《难经》早期注本-吴·吕广注本和唐·杨玄操注本的辑复和校注,意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探微索隐,穷源究变。使今人重睹《难经》的早期基本历史风貌,有助于学习研讨和临证指导。此番辑校工作,有如下特点和意义:
 
选材精当,研精细密 《<八十一难经吕杨注>辑校与研究》以《难经集注》最早的刻本庆安本(1652)为底本,以日本医家千田恭在庆安本基础上校订而成的濯缨堂本《难经集注》、保存在日本东洋针灸专门学校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两种《王翰林集诸家补注黄帝八十一难经》古钞本为校本,并以现藏于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千叶县佐仓市),日本室町时代的学问僧月舟寿桂幻云氏(1460-1533)对南化本宋版《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一书所进行的详密批注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旁校。可谓选材丰富,取用精当,研精细密,校勘精审。为后人提供一部最接近《难经》原貌的版本。
 
详析旧注,明辨疑似 《<八十一难经吕杨注>辑校与研究》的内容源于《王翰林难经集注》。但《集注》中,杨玄操之外,更有杨康侯注解,注文皆称杨曰,二家相错,殊无分别。《医籍考》言“注中称杨氏而辩驳丁氏之说者两条,明是康侯说矣。余皆与玄操说混,不可辨也。”虞注有九处提名杨玄操,可确定为杨玄操注文外,余均难辨。因丁、虞注俱在康侯之前,可资鉴别。《难经吕杨注》辑校的贡献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总凡200余处“杨曰”,根据《脉经》、《太素》、《史记正义》、《弘决外典抄》、《太平圣惠方》、《通真子补注王叔和脉诀》、《补注通真子脉要秘括》、《楞严经熏闻记》、幻云《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批注、许浚《纂图方论脉诀集成》等前人文献所引,考证出160余条,这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进一步的成绩,而对于暂无定论的约40处“杨曰”予以保留,以俟将来。充分体现了编者实事求是的严谨治学态度。并且对于前人注释的谬误之处,均一一予以订正。如林衡氏佚存丛书本《难经集注跋》落款曰“癸亥花朝天瀑识”。著名文献学家马继兴先生等人均认为癸亥为日本文久三年(1863),赵怀舟先生根据丹波元简(多纪廉夫)(1755-1810)的生活年代,及林天瀑跋文中曾提到其“因质诸医官多纪廉夫”一语,确证“此癸亥当上推一甲子到1803年,当日本享和三年(1803)”。可谓心细如发,独具慧眼。事实上,近人张山雷《难经汇注笺证》中即以指出:“其书印行于彼国之享和之年,即中国之嘉庆八年(1803)”。只是一般人均熟视无睹,轻轻滑过。从事古籍的校勘工作,不仅需要有广博的知识、敏锐的洞察力,而且必须有甘于寂寞、吃苦耐劳的精神。郑振铎在《鲁迅先生的辑佚工作》一文尝言:“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人人能做的死功夫,其实粗心大意的人永远不会做,浅薄而少读书的人永远做不好,其工作的辛苦艰难,实不下创作与翻译。”可谓切中肯綮,发人深思。
 
提供线索,启迪后学 对于《难经》丁、杨二家的辑校考证,日本丹波元坚曾发端其事,《中国医籍考》言:“弟坚尝钞出吕杨旧注,更据晋唐以来诸书所引,校订以为一篇,并附考异。”丹波元坚先审定杨康侯是北宋元符间(1098-1100)人,因此上溯熙宁(1068-1077)、元丰(1078-1085)之前所出诸书所引杨氏注,断为杨玄操注文。其序曰:“又集注每卷,署杨康侯名。是似玄操之外,更有注解。然注文称杨曰,殊无分别。向为二家相溷,仍欲证明之,考索有日,尝检黄鲁直(黄庭坚)《豫章集》,有杨子建《通神论序》,审是元符间人,因知如熙丰以上,《太平圣惠方》、《通真子注脉诀》、《神功万全方》,并皇国《医心方》、弘决《外典钞》等所引,及丁虞所驳,皆非康侯注矣。仍于诸书所引,一一表出,殆似无出康侯者云。”惜乎丹波氏之作今已荡然无存,作者冀盼天不灭斯文,有一日重现人间。书中特标出此线索,供人寻觅。又考订出清同治三年(1864)北厓主人元祁氏所抄《黄帝八十一难经》实为《难经吕杨注》的辑复本,附录于后,以作研讨。同时附载若干篇对《难经》吕杨注的考订、评析与学术探讨,拟使有关问题更加清晰,以供后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稽考。
 
总之,《<八十一难经吕杨注>辑校与研究》的出版,是对《难经》早期风貌的一次全面整理和研究,具有珍贵的文献学价值,这对于《难经》深入发掘、考辨、评析、研讨,比较分析《难经》与相关医学古籍之间的联系,剖析研究他们在学术观点上的异同,探求其学术渊源关系,整理《难经》相关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及后人所做的发展,充分展示《难经》理论的学术价值和对临床实践的指导,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来源:中国中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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