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独特性，在于其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同时还带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印迹，因而可谓是一门以自然科学为主体、多学科知识相交融的医学科学。这种复杂的属性，形成了相应的特色语言体系及鲜明的语言风格，其中的修辞现象即是其显著特征。兹对此加以分析。
修辞即修饰言论，是一种利用多种语言手段以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语言活动。这种“好”的表达，包含了准确性、易理解性和感染力等要素，并且应该是符合自己的表达目的、适合对象和场合的得体的、适度的表达。简而言之，修辞的作用就在于使原本的词意更为生动形象、丰富多彩、更易理解。
中医学运用了很多修辞方法，如比喻、比拟、借代、对偶、排比、用典、夸张、设问、反问、反复、衬托、化用、互文、避复、错综、分承、摹状等，而最为常用的有如下几种：
比喻 比喻是中医学应用最多的修辞手法，遍布于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内经》于此尤为突出，如“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 ，阴阳之征兆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素问·生气通天论》）；“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灵枢·脉度》）。又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在强调治未病的重要性时说：“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素问·宝命全形论》用“伏如横弩,起如发机”来状留针候气、起针迅速之形。《灵枢·逆顺肥瘦》在表述“针道”时说：“故匠人不能释尺寸而意短长，废绳墨而起平水也，工人不能置规而为圆，去矩而为方。”《灵枢·营卫生会》根据各自的功能状态，分别喻为“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灵枢·九针论》指出：“肺者，五脏六腑之盖也。”《灵枢·九针十二原》中说：“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凡此等等，都是用具体通俗、浅显的事物或道理，来揭示抽象深奥的事物或道理。
历代医籍中，运用比喻的实例可谓俯拾皆是。如《难经》言：“气者，人之根本也。根绝则茎叶枯矣。”又将 “生我”者喻为“母”，“我生”者喻为“子”。王冰注“五脏之象”时谓：“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静，肺象金而刚决，肾象水而润下。”《针经指南·标幽赋》用“气之至也，如鱼吞钩饵之沉浮；气未至也，如闲处幽堂之深邃”来喻针刺得气发生前后的不同感受。李时珍喻“脾乃元气之母，肺乃摄气之篱”。张景岳论述肾阳的作用时称：“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吴又可针对疫邪传里，胃气壅塞，里气结滞所引发下格，将通下开上喻为“欲求南风，须开北牖”。吴鞠通提出“治上焦如羽”“治中焦如衡”“治下焦如权”，并认为“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叶天士谈湿热病治疗时，指出：“面色苍者……不可就云虚寒而投补剂，恐炉烟虽熄，灰中有火也。”徐大椿提出“用药如用兵论”。程国彭分析咳嗽的形成机理时指出：“肺体属金，譬若钟然，钟非叩不鸣。”李中梓论述风药除湿时说：“如地上淖泽，风之即干。”王清任说：“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黄元御说：“阳为珠玉，阴为蚌璞。”再如，以“旭日之初生，草木之方萌”喻小儿之形体；以“如油入面”来喻湿热胶结之状；以“如暴风之疾速，如矢石之中的”来喻中风的发病情势；以“增水行舟”“釜底抽薪”“提壶揭盖”等来喻指相应的治法。《医学阶梯》论述引经药时说：“汤之有引，如舟之有楫。”把方剂中能引导它药上升治疗上焦病证的药物喻为“舟楫之药”，把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动物药喻为“血肉有情之品”，把具有明显毒副作用的药物喻为“虎狼药”等。
尤需一提的是，由于脉学玄奥，古代医家更是充分地运用比喻来加以阐释，使脉象由扑朔迷离变得形象逼真。如《濒湖脉诀》中对脉象的描述有“浮脉惟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细来累累细如丝，应指沉沉无绝期”“滑脉如珠替替然，往来流利却还前”“举如转索切如绳，脉象因之得紧名”“散似杨花散漫飞，去来无定至难齐”“弦脉迢迢端直长”“芤形浮大软如葱”等。再如《医学入门》中的“死脉总诀”：“雀啄连来三五啄，屋漏半日一滴落，弹石硬来寻即散，搭指散乱真解索，鱼翔似有又似无，虾游静中跳一跃，更有釜沸涌如羹，旦占夕死不须药。”此外，望诊中也有很多用喻的实例，如《医门法律》言：“色者，神之旗也。”吴坤安指出：“舌之有苔，犹地之有苔。”再如“镜面舌”“芒刺舌”“地图舌”“霉腐苔”“糙苔”等。
另外，中医病名中用比喻的情况也非常常见，如吊线风、红蝴蝶疮、牛皮癣、蝼蛄疖、蛇头疔、托盘疔、白虎历节风、鹤膝风、乳岩、葡萄疫、白疕、鹅口疮等等。
比拟 比拟即把一个事物当作另外一个事物来描述，可将人比作物，也可将物比做人。如《灵枢·九针》言：“肝恶风，心恶热。”《灵枢·五味》言：“五味各走所喜，谷味酸，先走肝。”《灵枢·本神》描述过淫失精造成的危害为“魂魄飞扬、志意恍乱、智虑去身”；《素问·脉解》认为耳鸣是由于“阴气万物盛上而跃”；《医学源流论》认为“肺为娇脏，寒热皆所不宜”；《温病条辨》认为“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也”等等。
借代 借代即借助事物之间的关联，以一事物代替另一事物。如以五行、五方等代指五脏；《素问·灵兰秘典论》以官职代脏腑，“心者，君主之官”“肺者，相傅之官”“肝者，将军之官”；《灵枢·海论》以“水谷之海”代指胃，以“十二经之海”代指冲脉，以“气之海”代指膻中，以“髓之海”代指脑。《素问·阴阳别论》言：“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中的“二阳”即代指阳明。又如中药中以“国老”代指甘草，以“将军”代指大黄等。
中医学广泛运用修辞的表述方式，是由其传统文化背景与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梁漱溟老先生总结东西方文化差异时，认为“东方文化是向内用功的学问，西方文化是向外用功的学问”，可谓深刻精辟。中医学作为东方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然留有其深深的烙印，认知倡导整体观念，认知方法运用司外揣内或体验感悟，分析方法多用取象比类。这就要求医者在认知过程中，无论是认识人体，还是分析发病、诊断病证、确立治法、组方用药等，都要充分依赖自我，悉心观察，用心感悟。由于其间主观的东西过多，就给人造成理论体系模糊不清的印象。
为弥补客观性不足的缺陷，中医学广泛采取了应用修辞的方法，通过借助人们更为熟悉的人或物来改进描述的效果，以致于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进而使内容变得易于理解、便于接受与应用。
但也应该看到：注重修辞其实是中医学的一种无奈之举、补救之措。由于理论表述不直观，加之词意古奥、隐曲晦涩，因而只能借用修饰；修辞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并未有真正提高所表达内容的客观化与标准化程度；大量应用修辞，造成了中医学社会科学色彩加深，而自然科学属性降低，甚而为人诟病为“文字游戏”；不当修辞会因辞妨义，引发认知歧义及术语不规范，如术语的专指性差（一词多义、多词一义）、词意含混等现象等。
自然科学的语言应具有平实、简明、直观、准确、客观等特点，是一种纪实风格，而中医学则是一种修饰风格。尽管两种语言风格各有千秋，但对中医学而言，如何在保持特色的同时增强语言表达的客观性，无疑是今后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