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用以治病，或谓发轫于伏羲，《帝王世纪》曰伏羲“乃尝百草”；或谓肇始于神农，《淮南子》曰“神农尝百草”。后说尤多见于古藉。
古本《本草经》有云，神农“从六阴阳，与太一升五岳四渎，土地所生草石骨肉心皮毛羽万千类，皆鞭问之，得其所能主治，当其五味百七十余毒”。《述异记》则说“太原神釜岗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在焉。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一名神农原，一名草药山。 山中有紫阳观，世传神农于此辨百药也”。《通鉴外纪》谓“炎帝始味百草 ”，“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
神农尝百草图
古籍有关神农氏亦即炎帝的这类记载颇多，虽是传说，却传递了一个远古的信息：中药，源于早期的农业文明，是华夏祖先在寻觅食物，特别是植物性食物 时所得的副产品。从它诞生之初，就与我国的饮食文化有着不解之缘，药食同源、药食同理而古今一贯。
谷物中有种糯稻，为人们所常食用，《本草从新》却将其视为药物，谓“糯米，甘温。补脾肺虚寒，坚大便，缩小便，收自汗”。此乃药典所言，至若普通人，也每有视食如药的观念，如北宋黄庭坚在《食时五观》中就明确地说：“举箸常如服药。”（《吴氏中馈录》）
敦煌遗书中有“神仙粥”一方，载其配伍、制作、服法和疗效如次：“山药蒸熟，去皮一斤，鸡头实(按，即芡实)半斤，煮熟去壳捣为末，人粳米半升，慢火煮成粥，空心食之”。“此粥善补虚劳，益气强志，壮元阳，止泄精”。着实令人难分是食抑或为药。
既然药与食乃一树之分枝，则从配伍原则到制作技艺，前者往往对后者取拿来的态度。中药的配伍，历来以一个“和”字为其精神；为使一张药方中各味药物配合得当，又有一个“齐”字为其理念。这“齐”后世又作“剂”，都是去有余而补不足，使各味药物相济得和的意思。《本草经》谓“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宜摄合和”；清代魏源《默觚》认为药性“各有所宜，即各有所偏，非锻制不能人品，非剂和众味，君臣佐使，互相生克，不能调其过不及”；苏轼《病中大雪答虢令赵荐》诗‘’经旬卧斋阁，终日亲剂和”。上举各例中，其“和”其“齐(或剂)”，无论用为动词用为名词，都蕴含了中药配伍的相济和合的旨趣。如此旨趣正是从食物烹饪中拿来。《左传·昭公二十年》“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相不及，以泄其过”，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厨师烹饪的“和之”、“齐之”的精神所在。
《雷公炮炙论》
我国最早的制药专著称《雷公炮炙论》，炮炙也当然地成为中药制药的专名。然而，无论是炮，无论是炙，原来都是食物烹饪中最古老的方法。《诗经·小雅》在《瓠叶》篇中吟道：“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礼记》留存的古老菜谱《八珍》还记下了由此制作的美食“炮豚”和“炮牂 ”。中药炮炙时，多掺入辅料，以使药物的寒温苦甘等性味能依治病之需而有变化，所谓“剂和众味”者也。食物烹饪一向要求五昧调和，拿炮炙而言，为去其腥躁增其美味，早就有掺入矫味佐料的实践。《楚辞·招魂》：“胹鳖炮羔，有柘浆些。”这么说，早在先秦，僻远的南楚已在炮炙小羊羔时掺入甘蔗汁了。这又可见，中药加工制作的技艺，也多取自食物烹饪之法。
中药不仅与饮食文化密切相关，与文学艺术也不无瓜葛。若从文学方面考察，它为文学创作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茱萸录于《本草经》，有“开腠理”、“杀三虫”之效。《续齐谐记》专为此演绎了一段神奇故事：“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灾厄，宜令急去。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上，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高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房闻之曰：‘此代矣。’”这是就药之功效以作文学创作。
《滇南本草》录有一味药，名鹿啣草。《聊斋志异》专为此演绎了一则美丽的神话：“关外山中多鹿。土人戴鹿首，伏草中，卷叶作声，鹿即群至。然牡少而牝多。牡交群牝，千百必遍，既遍遂死。众牝嗅之，知其死，分走谷中，啣异草置吻旁以熏之，顷刻复苏。急鸣金施铳，群鹿惊走。因取其草，可以生。”这是就药之名称以作文学创作。
当然还有以药物产地为文学素材的。据《说文解字》，人参出上党。兹录由上党出人参而编织的两则文学笔记于下。《异苑》：“人参一名土精，生上党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儿啼。昔有人掘之，始下数铧，便闻土中有呻声。寻音而取，果得一头。长二尺许，四体毕备，而发有损缺处，将是掘伤，所以呻也。”
《广五行记》：“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有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但一人参枝苗。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状。去之，后呼声遂绝。”
说到产地，中药有个值得一提的传统——对药材地道的关注。如前面提到的茱萸，《本草经》中又有称为“吴茱萸”者。《礼记》：“三牲用藙。”郑玄注：“藙，煎茱萸也。汉律：会稽献焉。”会稽即吴地，郑注说明，远自汉时就认定吴地所产之茱萸为地道。对药材地道的关注，应该说就是对生态环境的重视。此传统由来已久，我国第一部药典《本草经》对所录365味药材几乎都分别注明或山谷、或山泽、或平土等不同生成环境，就是明证。
万物都是环境的产物，生态环境不同，自会令生成其间者产生差异。《洞冥记》就有一段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汉武帝时，东方朔在九景山东种吉云草，此草饲马即不觉饥。汉武帝问：“种之生否?”朔曰：“臣东游过吉云之泽，多生此草；移于九景之山，大不如吉云之地。”
如今，有门兼跨药物学和生态环境学的综合学科，叫药物生态环境学，专门研究不同生态环境对生成其间之药物的影响。若从文化史角度观之，则我国远在春秋时期已开此项研究的风气之先。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曰：“橘踰淮而北为枳。”再往上推，此语当源于春秋时期晏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句名言。枳实作为药材，《本草经》中就有记载，而橘皮也是常用材，那么，研究生态环境对生成其间之药物影响的发端，或当可上推到二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期。春秋以降，这种研究可谓史不绝书。
陈皮
枳实
公元三、四世纪之交的医学家葛洪所著《抱朴子》曾载一个传说：道家人物广成子授黄帝以避邪驱毒之法，即随身佩些雄黄，说如此则蛇蝎之类不敢近身。对雄黄这味中药，汉魏时的《名医别录》就特别指出：“生武都山谷，敦煌之阳。”大概唐玄宗也深通生态环境对药效的重大作用吧，在避乱蜀地时，因不习水土想服用驱毒的雄黄，却又难觅远产武都的地道货，竟于一夕梦中向名医孙思邈乞讨。这事被记在唐代笔记《酉阳杂俎》中。
宋代《梦溪笔谈》提到药用价值颇高的茶时说：吴地、蜀地，包括淮南等处，茶树皆丛生，而“建茶皆乔木”，品质自高；即使同为建溪所产，尤以生于山谷、峰顶者为佳。无独有偶，同唐玄宗请于药材地道之理一般，宋徽宗也对此颇有研究，他在《大观茶论》中说：“撷茶以黎明，见日则止。”土气有早晚，天时有愆伏，在他看来，茶的优劣不仅关乎产地，也重在采摘时机，采摘时的光照、湿度都会影响茶的品质。经查《本草经》，宋徽宗此论还出自这本中国药物学经典呢，其中就有“采治时月”的观点。
中药的注重地道，固然如上所述，可用生态环境来作注脚，但是，从文化角度深入分析，现时之生态环境的观念，尚不能真正或完全地作为中药之注重地道的出发点。中华文化历来有崇尚自然的特点，根植于中华文化的中药，其由来已久的重视产地的观念，既是注重生态环境，更是崇尚自然的逻辑结果。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在论及稻米的“完”与‘坚”的品质时说：“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时，故能自坚也。”（《素问·汤液醪醴论》）唐代王冰注：“夫稻者生于阴水之精，首戴天阳之气，二者和合，然乃化成，故云得天地之和而能至完。秋气劲切，霜露凝结，稻以冬采，故云伐取得时而能至坚。”所谓钟山川之神秀，禀日月之精华，上录论述，岂非完完全全以崇尚自然为其立论的理念?
中药不仅以崇尚自然的文化观为其理念，而且有海纳百川的气慨。别以为它土生土长，乃我中华国粹，其实，它始终在作着吸收外来文化以营养自己的努力。中药的发展，堪称一部独特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远自汉魏时期，就从西域引进不少域外药物，唐宋以后东南海路开通，又从海上引进许多。这些引进药
物，分别称“胡”称“番”，称“舶”称“洋”。如胡桃、胡麻、海棠、番泻叶、舶乳香、洋参等，不胜枚举。若有学者来了兴致，要为中药发展写编年史，则先“胡”后“番”，先“舶”后“洋”，不啻是现成的写作大纲。举例说吧，胡桃，《本草纲目》认为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引进的，先种植在陕西，后来才渐次推广到我国东部地区。再如胡麻，《本草经》称它“巨胜”，《广雅》说它又名“钜藤”。“巨胜”也好，“钜藤”也好，都应是它在境外原名的不同音译。据《列仙传》：“关令尹喜与老子俱之流沙西，服钜胜实，莫之所终。”所说“钜胜”，即“巨胜”、“钜藤”，那么，胡麻这味早被载录于《本草经》之“久服轻身不老”的妙药，原非土产而确经西域也即“流沙西”传人。
纵观世界，曾经有过的古老药系不止中药一家，但是，随历史的发展，经时间的淘洗，如今唯中药硕果仅存，风光无限。究其原因，就在于数千年来一直有丰厚积淀的中华文化作为它的滋养，其中尤其是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历史发展到现代，回归自然，几成潮流，古老的中药正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可谓方兴未艾，对其文化内涵的发掘.当有益它的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