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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的中医救护医院

    开栏的话:今年是我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医药作为当时我国重要的医学资源和医疗手段,为抗日军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医疗卫生保障,许多中医药人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版今起特设专栏,追忆、歌颂抗日战争时期中医药救死扶伤的那些人和事。     
 
    首都建院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攻陷北平、天津后,乘势南下。中国军队坚守上海,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惨烈的战争中,战士伤亡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伤病人员挤满离上海不远的当时首都南京。
 
    对战争的爆发,国民党元老、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早有预期。中央国医馆作为南京政府时期全国中医药界的核心机构,一直致力于领导业界抗争与发展。1936年,在取得促请政府公布《中医条例》以使中医地位得到法律保障的成功之后,焦易堂即访问各地中医界,呼吁做好准备,积极为国服务。他在视察广东中医院时讲话指出:“须知国际风云日急,如一旦国家有事,国医不能于战争之下,成立一后方医院,或战场救伤队,将我国医界分内之救国工作放弃,则不能帮忙国家,必为政府所轻视。”(《广东中医药校刊》1936年)
 
    1937年下半年,随着战事日炽,焦易堂“有鉴于前线炮火猛烈,后方敌机之猖獗,日人之违背国际公法,蔑视人道主人,伤兵载归,络绎于道,难民流离,痛哭一路,且战线绵长,抗日持久,海口早经敌人封锁,西药来源断绝,本疾痛惨怛之心,思所以未雨绸缪之计,为发扬国医国药固有之特长,唤起全国动员,宏施救护之愿,以增厚抗战力量,而尽救国责任”(《中医救护医院工作报告书》),于是取得国民政府行政院振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子桥的支持,1937年10月9日起在南京下关中门街兆庆里内设立了过京难民诊疗所,聘请医师、护士,分设门诊与住院病床,免费为难民、伤兵救治,共分内科、外科与伤科。诊疗所极为繁忙,每日诊疗达600人之多,
 
    由于就诊者日多,而诊疗所地方狭小,不能满足需要,焦易堂与朱子桥决定将诊疗所扩充为中医救护医院。首先订立《中医救护医院章程》,列明“本院由振务委员会、中央国医馆会同设立”,宗旨为“以中医学科技术治疗内外伤病,兼采新式器械方法,办理救护工作”,经费来自振务委员会、中央国医馆、军政部款以及社会捐助,并成立中医救护医院董事会进行管理。由振会委员会与中央国医馆会同聘请于右任、孙科、居正、孔祥熙、陈立夫等高官名流为董事,推选于右任为董事长,陈立夫、焦易堂为副董事长,朱子桥任医院院长,饶凤璜、黎剑虹、张钟毓为副院长。然后确定位于南京老虎桥的原江苏第一模范监狱为院址,迅速增聘医护人员,设立内外科室,分为东西两院,各有病床500张。设有伤外科病室、外科配药室、手科手术室和内科配药室、内科煎药室等。医务人员分为预诊组、伤外科组、内科组、针灸按摩组、X光组、检验组、门诊组等。又将原来的兆庆里诊疗所作为第一分院,在中山桥又建成第二分院。中医救护医院主要救助前线伤病员及难民,“举凡切伤、刺创、擦伤、裂创、搔创、轹创、枪创、弹片创等,经本院伤科医师治疗,获效既众且捷”,其他各种“兼发痈疽疔疮者,为数亦颇多,皆均应用中药而臻全治”。
 
    转战后方
 
    但中医救护医院成立不足半月,日军已进逼南京,首都各伤兵医院、学校社团纷纷开始迁出南京。中医救护医院坚守到了几乎最后,在日军攻陷南京的前数日,张钟毓“率同全体医师、职员、护士以及伤病官兵,挥泪渡江”。先迁到武汉,计划在汉口建院,但战事日紧,政府开始疏散武汉的伤兵,于是再度西撤。同时认为当地的湖北国医药界战地后方服务团组织得力,于是加聘团长冉雪峰为中医救护医院副院长,委托他领导该团负责武汉的救护工作。总院则迁至重庆。
 
    当时四川万县为川鄂出入要道,也是后方军队壮丁集中训练与出发的地点,兵员与难民聚集众多。军政部多所医院集中该处,但由于西药缺乏,“西医师对于伤病官兵有无米为炊之慨”。冉雪峰与张钟毓商讨后,决定分派一部分医师和护士到万县,在当地国医公会贺子明、李重人、吴介眉等协助下,于1938年1月16日成立了中医救护医院万县分院,冉雪峰任院长,邹云翔任门诊部主任。成立不久,门诊每日达300多号,包括各军警部队伤病员以及过境难民均来纷纷就诊。继之分院在万县设立中医救护人员训练班,冉雪峰亲自出任班主任,由当地中医和中药两公会选送中医药界人员72人进行培训。训练科目包括急救法、军阵伤科药物与调剂、绷带担架看护、防空与防毒卫生、勤务卫生等,使中医药人员掌握相应的应急救护技能。这批学员后来成为骨干人员,受万县防空指挥部的委托协助训练当地的民众防护团。
 
    当时中医救护医院院长朱子桥赴西安视察救护工作,认为西安也是后方重镇,于是联合当地中医界,建起了西安分院。聘王幼农为院长,唐慕汾、沈友白、张子翔为副院长,除门诊外,设有病床百余张。随后,中医救护医院总院也择定重庆大梁子磁器街六十二号为院址,恢复成立,一直在为抗战军民服务。
 
    医药显功
 
    中医药的独特功效早在南京诊疗所时期就已得到赞许,《中医救护医院工作报告书》说:“官兵难民之患内外症者,就诊于本所,结果良好,舆诵载道……伤兵之中达姆弹各医院认为必须锯截者,经本所伤科施以手术,敷置中药,旋获治愈者,不一而足;内科如赤白痢疾、疟疾、泄泻、肿胀、脚气、流行性感冒等,自服中药,无不治愈。”
 
    具体事例,如一六○师九五五团一营一连中尉排长钟椿峤,中弹受伤,由手背穿出手心,创口周围绕腐烂溃脓,已成为坏疽,经用中药治疗,伤口得以愈合,避免了截肢。
 
    救护医院既注重中医特色,又结合救护需要简化用药,当时“来所之病兵,日在五六百名上下,所患疾病,都系疟疾、痢疾、风寒咳嗽、水土不服等,病型相同,且军人生活简单,营中无大批煮药器,授以饮片,无法煎服,故由医务组选定对证良方(如清脾饮、芍药汤、止嗽散、藿香正气丸、午时茶等),加工赶制,以应急需”。成立中医救护医院后,由南京著名药铺张泰和设分号于院内,更好地保证了药物与制剂。在武汉时见冉雪峰主持的湖北国医战地后方服务团制造的40多种成药,“颇合救护之用,曾经本院及该团治疗所救护队实际施用,成效昭著”,于是委托大量制造,以备应用,后来在万院成立分院后,“所诊病人,士兵占十分之六,于是在汉所制之药,遂占治疗上重要位置。其有自非成药所能遍治者,仍酌用汤药焉”(《中医救护医院工作报告书》)。
 
    由中央国医馆与行政院振务委员会建立的中医救护医院,很好地实现了焦易堂战前的期望,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以确凿的疗效,体现了中医药对国家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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