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以济世利天下为人生最高理想。医学作为一种除疾患、利世人的手段，与儒家的仁义观是完全一致的，古时称医术为“仁术”就是这个道理。
儒士追求的是居高官、佐君王，以实现济世利天下之志，但毕竟业儒之人为官者少，大部分儒生并不能做官，因而有相当一部分仕途不通或官场失意的儒士转而学医，以完成其济世之志。这也代表了中国古代儒家的处世之道——进则为官，安邦治国，平定天下；退则行医，救死扶伤，造福黎民。由此可见，医者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之崇高。
范仲淹提出良相与良医的关系
范仲淹在浙江宁波任刺史时曾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从范仲淹后来精通医术的情况来看，想必当初他也曾做过两手准备。
有一次，少年范仲淹遇到一个算命先生，便问那位先生：“您看我以后能不能当宰相？”算命先生说：“你小小年纪就想当宰相，口气未免太大了吧？”范仲淹有点儿不好意思，接着问：“那您看我可不可以当医生？”算命先生觉得好奇，就问范仲淹：“你为什么非要当宰相或医生呢？”范仲淹回答：“因为只有良医和良相可以济世救人，所以我立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治国与医人，道理相通。范仲淹入仕后所推行的庆历新政，其实就是他为治国而开出的一剂理想药方。
虽然他的治国主张从总体上说归于失败，但他开创了医药专科教育体制。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医圣张仲景为榜样，做官不忘行医，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付诸实践。仅在他本人文字记载的内容中，就有不少这类事例。比如他的好友尹洙生病，范仲淹亲手配制花蛇散，连同药方和服用方法一并寄去；其兄长范仲温生病，范仲淹不仅寄送药物，还一再叮嘱兄长如何调养；听说苏州瘟疫流行，范仲淹赶快写信告知各界人士，“用术入井中浸之，可以辟瘟”，并要家人广为宣传，如此等等。
范仲淹一生身体力行，堪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典范。这一喻世名言，使做官和行医在儒家思想的最高层面上实现了完美统一：做官，就应施行仁政；行医，就应施行仁术。他把治理国家作为自己的责任，为国为民而敢于直言，以至于多次被谗言所陷而受贬。范仲淹的勤奋、正直和为国为民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后人。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品格已成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树立在炎黄子孙的心中，熔铸成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范仲淹的事迹，不仅提高了医生的社会地位，而且鼓励了一批立志经世济民的读书人。
儒家对良相良医的影响
正是自范仲淹以后，良医始被尊为儒医，医术亦被称为仁术，精于此道而终成一代名医者，从此灿若繁星。儒家文化对医学领域的渗透还体现在提高了医学从业人员的素质方面。
儒士都是知识分子，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这使他们不但能更好、更准确地领会医理和接受前人、他人的医学知识，提高理论和思维能力，提高研究效率，而且能广泛吸取其他学科（如天文、地理、哲学等）的知识来丰富医学内容。此外，由于儒医行医的出发点是尽忠致孝、济世利人，没有牟取暴利的私欲，所以医德较高，对整个医药界的伦理道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
人世间的灾难，莫过于疾病。中华民族繁衍至今，儒家传统影响至深，而医生的功德亦不可估量。“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一批批儒医以推己及人、舍己救人的理念和胸怀，把儒家的仁爱思想推到了极致。
近代中国，也有不少仁人志士志在救民于水火，他们也是从学医开始的，诸如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等。更多的人则是选定这一职业，终生未再脱离，而儒与医的完美结合，最终造就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宝库。良相固然伟大，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良医和他们的生活更息息相关。患病乃属不幸，倘若能遇到一位良医，则是不幸中的万幸。
何谓良医？清代名医叶天士是这样说的：“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聿著方书，此其立言也。一艺而三善咸备，医道之有关于世，岂不重且大耶！”通俗地说，一个好的医生要做到3个方面：具有高尚的操守，不贪图名利；具有精湛的技艺，能妙手回春；具有自己的学术思想，能著书立说。“良医三善”，应该是我们每个医者追求的境界。(鲁庸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