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自晋代皇甫谧以来，就一直是一个聚讼不休、见仁见智的学术公案，至今尚未取得统一的认识。总括起来大致有四种说法，除成书于黄帝时代外，还有“战国说”、“汉代说”、“非一时一人说”，但都没有得到公认。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是将《内经》各篇的写作年代与《内经》一书的成书年代混为一谈的缘故。
有人说：写作年代与成书年代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问题，自古至今这么多大家学者还能混淆么？
诚然，对今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但要明白汉代甚至是六朝以前（也就是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一本书的写作年代和成书年代，却是一个需要花费许多笔墨才能说清楚的大问题。
《内经》书名或为刘向父子所定
详《黄帝内经》一名，见于《汉书·艺文志》。班固撰写的《艺文志》，乃是根据西汉末年刘歆的《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汉书·艺文志》），也就是“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七录序》），而刘歆的《七略》又是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的。换言之，《黄帝内经》的书名最早见于《别录》、《七略》，比此更早的记载至今未见。那么，《黄帝内经》之名，是不是刘向父子所定的呢？
刘向校书时，“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是说刘向父子除了广备众本、校雠讹误等相对简单的校勘工作外，还进行了条次篇目、厘定部类、叙述源流等“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工作。
此外，后人（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蒋元卿《校雠学史》、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等）根据《别录》、《七略》的佚文，发现“定立书名”也是刘向父子校书时的一项重要任务。证之历史，也确乎如此。
汉代以前的书籍，大都既无篇名，也无书名。余嘉锡先生曾说：“古人著书，既不题撰人，又不自署书名。后之传录其书者，知其出于某家之学，则题为某氏某子，或某姓名。”（《古书通例·叙刘向之校雠编次》）“古书书名，本非作者所自题。后人既为之编次成书，知其为某家之学，则题其氏若名以为识别；无名氏者，乃约书中之意义以为之名。所传之本多寡不一，编次者亦不一，则其书名不能尽同。刘向校书之时，乃斟酌义例以题其书。”（《古书通例·汉志著录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
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更明确指出：“刘向于《素问》之外，复得黄帝医经若干篇，于是别其纯驳，以其纯者，合《素问》编之，为《内经》十八卷。其余则为《外经》三十七卷，以存一家之言。”
既然“《内经》，刘向编《七略》时已有之”（杭世骏《质疑》），且其书名很可能出自刘向父子之手订，那么，刘向校书具体在什么时间呢？
根据《汉书·成帝纪》记载，河平三年八月“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这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
很显然，校书开始于河平三年（前26年），当时刘向五十来岁，他“年七十二卒”，死的时候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20多年（应劭《风俗通义》：“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尚未完成，由儿子刘歆“卒父前业”（《汉书·楚元王传》），这已是哀帝时候的事了。
哀帝刘欣在位时间很短：公元前6年～公元前2年。以刘欣驾崩之年算，刘向父子校书时间在公元前26年～公元前2年之间。
名篇语言分属不同时代
又有人说：刘向有可能是根据“中”（国家藏书，包括天府、石渠阁、天禄阁、兰台、石室、延阁乃至太常、太史等处的藏书）、“外”（某些官员和民间的私人藏书）图书中已有的《黄帝内经》一书为底本进行校勘的，《内经》成书年代或在刘向校书之前。
这确实是一个暂时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如果《别录》、《七略》没有亡佚的话，相信刘向父子在“书录”中会有明确交代的。
不过，从现存七八篇刘向所写的“书录”（《战国策书录》、《晏子书录》、《孙卿子书录》、《管子书录》、《列子书录》、《韩非子书录》、《邓析子书录》等）来看，在当时书写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书籍大多是单篇流传的，很少有如后世完整的某一部书存在。
简言之，刘向校书时，世上存有若干散乱的以黄帝与诸臣子问答为形式的医学篇章，这些篇章都是单篇别行，是由刘向、李柱国搜集、清理、删重、分类、校勘之后，编订为《黄帝内经》一书。因此，将《内经》成书年代的下限定为公元前26年～公元前2年之间，当非孟浪之举，亦非无稽之谈。
明确了《内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部完整书籍的下限，那么影响甚巨的“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之说，说的则是《内经》各篇的写作年代，而非其成书年代。
姚际恒曾云：“其中言黔首，又《藏气法时》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不言十二支，当是秦人作。又有言岁甲子、言寅时，则又汉后人所作。故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未可一概论也。”（《古今伪书考》）简单而直接地说，《内经》中的篇章，有的写于先秦，有的作于秦汉之际，有的出于西汉人之手。
不仅如此，有的篇目，“虽不实出黄、岐之世，要亦去先王未远时人祖述黄、岐遗意而作”（周木《素问纠略序》），“其言虽不尽出于黄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从受”（明·程敏政《新安文献集·运气说》引宋代王炎语），“其文不必尽古，而其法则出于古也”（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内经注辨序》）。
具体地说，因为古代书籍经历了由口传心授到文字记录的演变过程，《内经》中有的篇章可能源于自黄帝时代起就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内容，只是形成文字的时间是在战国或以后：“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书，以相传授，如列子之所引，与夫《素问》、《握奇》之属，盖必有粗得其遗言之仿佛者，如许行所道神农之言耳。”（朱熹《古史余论》）“和、扁诸神医，必有传于岐黄真谛，而后能彰起死回生之术。则岐黄之微言，宜有一二存乎后世者，而后人附会之，以成是书。”（祝文彦《庆符堂集》）
正如首倡“非一时一人说”的吕复所云：“大略如《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九灵山房集·沧州翁传》）也就是说，《内经》虽非黄帝之所作，但保留有黄帝时代的微言大义，这也是本文将《内经》的成书年代与各篇的写作年代区分开来的意义之所在。
今本《内经》写作延及唐宋
当然，今本《内经》一书在流传过程中，几经散佚和整理，已非刘向定本之原貌。元代刘骃曾云：“夫《内经》十八卷，《素问》外九卷不经见，且勿论。姑以《素问》言，则程、邵两夫子皆以为战国出矣。然自《甲乙》以来，则又非战国之旧矣。自朱墨以来，则又非《甲乙》之旧矣。而今之所传，则又非朱墨之旧矣。”（《内经类编序》）简单地说，“汉献迁徙，晋怀奔迸，文籍焚糜，千不遗一”（《神农本草经集注·序》），特别是“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隋书·牛弘传》），刘向父子雠校之《内经》，也难逃厄运。
所以在《素问·灵兰秘典论》有“中正”和“州都”这样的曹魏以后才有的官名，说明此篇可能是东汉之人的补亡之作。特别是《素问》第七卷晋代已亡，王冰注释《素问》时，“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而补入，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运气七篇大论”。而《刺法论》、《本病论》两个“遗篇”，则是王冰以后人所讬而作。但不论如何，均改变不了今本《内经》主体成编时间在公元前26年～公元前2年之间的历史事实。
至于自古至今的学者，从文字音韵、天文历法、避讳、五脏配五行等各个方面进行的所谓《内经》成书年代的研究，实际上说的都是《内经》各篇的写作年代，而今本《内经》的写作年代，则是经历了岐黄时代发其端，一直延伸到王冰之后的唐宋人的漫长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