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渊雷(1894年-1955年)，字彭年，著名中医理论家、教育家、临床家。他自幼勤奋好学，从朴学大师姚孟颐学习经学、小学，工书法、金石，于诸子百家、史、地、物理、算学等书无所不读，并通英、法、德、日诸国文字。1925 年，拜恽铁樵为师，协助办校；又师事章太炎，学习古文学及中医基础，深得两名家之教益。
1927年悬壶沪上，提倡中西医汇通，临证以西医方法诊断，运用经方治疗，擅治伤寒等流行性热病、慢性肝炎、肿瘤等病。一生著述颇丰。
法宗仲景 践古理创今法
中医之方对证不对病
陆渊雷中医理论功底堪称一流，他认定《伤寒论》为经方之冠，故看病谨守仲景辨证论治之精髓，认为中医之方乃对证而施，非对病而治。他说：“统观仲景书，但教人某证用某方，论中有桂枝证、柴胡证之名，可知意在治疗，不尚理论。”其学术思想与近代科学的实证思想是一致的。
在临床实践中，他能够遵循古代经方家“审知某证者某经之病，某汤者某证之药，然后用之万全”的原则，以六经立法为纲，抓住主症，在一个成方或几个合方的基础上随症加减而取效。
从他已公开发表的一些典型病案中，均能发现其重视方证与药证的诊治思路与辨证技巧。如治唐夫人的呕吐腹痛，投以小半夏加茯苓汤加味；治刘世兄发热如疟、咽痛口渴，投以小柴胡汤加石膏、浙贝母；治杨妈的牡疟病，寒热往来、口渴多涎而有呕意，投柴胡桂枝干姜汤加茅术……由此可见，陆渊雷在诊治复杂多变的疾病时能权变自如，功力非凡。
同时，他对“同病异治”以及“异病同治”也有深刻的认识。认为：一病之经过中，可以用寒热攻补相反之方，一方之应用，亦可有数种性质不同之病。古医书中部分说理，暗合现代医学，故从中医书治疗方剂中，可以触类旁通，灵活运用，兼治其他名称绝不相同之病，以及中西医各不同名之病。
探索辨证、辨病结合
陆渊雷是较早将辨证治疗和辨病治疗相结合的实践者。他常把中医学的病名及证候和西医学的病名对应起来，利用较为固定的仲景方进行治疗，提高了疗效。
比如他说：“为近世温热学所谓温邪犯肺，逆传心包者，其病即所谓大叶性肺炎。遇此等症，每视其证候，投以仲景方麻杏石甘、小青龙、麻黄等汤，不过三五日即愈。”
“瘀血之病，西医所谓血栓栓塞者。于此等病，每视其证候，投以仲景桃核承气汤、抵当汤丸、桂枝茯苓丸、大黄牡丹皮汤、当归芍药散、下瘀血汤、大黄?虫丸等剂，取效亦速。”这类说法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其实践意义十分重大，是中医现代化的最初尝试。
精研医理 善用一味之功
陆渊雷重视某一味药的特殊作用，或以药证为目标而寻找相应的方剂，或以此药为辅助，配合方证而兼治次要的症状。如对附子、桂枝、太子参等用法都有独到的心得体会。
附子治吐利
他善用附子，这在沪上医家中比较罕见，也是其一贯反对滥用寒凉药思维的体现。他认为：“仲景于亡阳虚脱之证，必用生附子配干姜，甚或依证更配以人参。”又谓：“干姜与附子俱为纯阳大热之药，俱使机能亢进。唯附子之效遍于全身，干姜之效限于局部，其主效在温运消化而兼及于肺。故肺寒、胃寒、肠寒者，用干姜；心脏衰弱，细胞之活力退减者，用附子。”“仲景于阳虚证，心脏衰弱不甚者，则用炮附子，量亦不大。”“至于镇痛，乃用大量炮熟附子。”
如1935年7月，有两人辗转邀请陆渊雷诊治：
“一是汪姓先生剧吐利如真霍乱者。视之，吐已稍平静，利未止，云：腹不痛，所下为清水，脉微，微汗出。予四逆汤加避瘟丹、藿香等味，嘱凉饮缓缓下。如再三吐不受，须送时疫医院。”
“其二，某日下午，胡朴安先生急邀诊，往视之。云：中饭时好，饭后微觉胸闷，遂呕吐，继以利。亦下清水而腹不痛，亦脉微，冷汗出，亦予四逆汤加吴茱萸、川黄连等味。二方皆用生附子12克，干姜不泡淡者4.5克，皆不邀复诊。前一人或入医院或易医，不可知。胡先生则因向患发作性黄疸，诊疗甚久，其后每有他病，必邀我诊治，信赖甚坚，即使病不减，亦必邀去再诊。今不邀，盖病愈矣。”
陆渊雷客观地记录了诊疗的情况。总之，在其病案里俯拾皆是附子的使用，他不仅将附子用于外感伤寒，还广泛地用于内科杂病与妇科病。
桂枝降冲逆
“桂枝治冲逆”是他从吉益东洞的《药征》中得知的仲景遗法。他在1930 年春所记录的两则成功的治验，就是运用这一药证的很好注解。
第一位患者是20 岁的壮盛男子，患奔豚病多时。刻诊所见：呼吸时，头颅、肩背一齐动摇，头汗淋漓，胃痛欲死。发病时，右小腹先起一块，渐大渐上攻而痛。投以桂枝加桂汤，桂枝用15克。1剂服后，身大汗，奇臭非常，痛与冲逆好了大半。翌日病人自行前来复诊，原方再剂而痊愈。
另一位40岁的妇人，盘膝而坐，数人扶持之，闭目张嘴，面赤筋胀，浑身大汗。望其呼吸，只见一阵阵上气，不见下气。抚其下颏，则僵硬如石，不能闭口。脉舌如常，神志自清。询知原为宿病，常常发厥，久已不发，近因新殇幼女，食中餐时忽然泪下发厥。陆渊雷诊为脏躁病，以其冲逆挛急特甚，遂投甘麦大枣汤合桂枝加桂汤合方，桂枝用12克。第二天病人安然来复诊，知病已霍然若失。
由上可见，“方药证候对应”原则的基础是辨清证型、甄别假象。在《答肖君绛君》一文中陆渊雷写道：“承示热证用附子之例，盖非真正热证，其身热乃虚性神经热，而与阳明之其热灼手者，究自不同。其舌绛乃因心脏衰弱而瘀血，以舌色本红，瘀血则不作青紫，而反若绛也。其脉数亦是心脏衰弱之救济代偿。因张缩不能至相当之度，故济之以急促也。不尔则寒热为具文，而药法无标准矣。高明以为何如？”方药证原则如果能有现代医学的证据为支撑，将更为可靠，
这些案例不仅体现了陆渊雷临床注意观察和实践，具有深厚的临床功底；另外也从侧面显示了近代中医的某种转型，即不仅对传统中医理论稔熟于胸，而且积极吸收西医的研究成果，以病人利益为重，不抱狭隘的门户之见。（撰稿人 龚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