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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渊雷践古理创今法 中医之方对证不对病

陆渊雷(1894年-1955年),字彭年,著名中医理论家、教育家、临床家。他自幼勤奋好学,从朴学大师姚孟颐学习经学、小学,工书法、金石,于诸子百家、史、地、物理、算学等书无所不读,并通英、法、德、日诸国文字。1925 年,拜恽铁樵为师,协助办校;又师事章太炎,学习古文学及中医基础,深得两名家之教益。

1927年悬壶沪上,提倡中西医汇通,临证以西医方法诊断,运用经方治疗,擅治伤寒等流行性热病、慢性肝炎、肿瘤等病。一生著述颇丰。

法宗仲景 践古理创今法

中医之方对证不对病

陆渊雷中医理论功底堪称一流,他认定《伤寒论》为经方之冠,故看病谨守仲景辨证论治之精髓,认为中医之方乃对证而施,非对病而治。他说:“统观仲景书,但教人某证用某方,论中有桂枝证、柴胡证之名,可知意在治疗,不尚理论。”其学术思想与近代科学的实证思想是一致的。

在临床实践中,他能够遵循古代经方家“审知某证者某经之病,某汤者某证之药,然后用之万全”的原则,以六经立法为纲,抓住主症,在一个成方或几个合方的基础上随症加减而取效。

从他已公开发表的一些典型病案中,均能发现其重视方证与药证的诊治思路与辨证技巧。如治唐夫人的呕吐腹痛,投以小半夏加茯苓汤加味;治刘世兄发热如疟、咽痛口渴,投以小柴胡汤加石膏、浙贝母;治杨妈的牡疟病,寒热往来、口渴多涎而有呕意,投柴胡桂枝干姜汤加茅术……由此可见,陆渊雷在诊治复杂多变的疾病时能权变自如,功力非凡。

同时,他对“同病异治”以及“异病同治”也有深刻的认识。认为:一病之经过中,可以用寒热攻补相反之方,一方之应用,亦可有数种性质不同之病。古医书中部分说理,暗合现代医学,故从中医书治疗方剂中,可以触类旁通,灵活运用,兼治其他名称绝不相同之病,以及中西医各不同名之病。

探索辨证、辨病结合

陆渊雷是较早将辨证治疗和辨病治疗相结合的实践者。他常把中医学的病名及证候和西医学的病名对应起来,利用较为固定的仲景方进行治疗,提高了疗效。

比如他说:“为近世温热学所谓温邪犯肺,逆传心包者,其病即所谓大叶性肺炎。遇此等症,每视其证候,投以仲景方麻杏石甘、小青龙、麻黄等汤,不过三五日即愈。”

“瘀血之病,西医所谓血栓栓塞者。于此等病,每视其证候,投以仲景桃核承气汤、抵当汤丸、桂枝茯苓丸、大黄牡丹皮汤、当归芍药散、下瘀血汤、大黄?虫丸等剂,取效亦速。”这类说法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其实践意义十分重大,是中医现代化的最初尝试。

精研医理 善用一味之功

陆渊雷重视某一味药的特殊作用,或以药证为目标而寻找相应的方剂,或以此药为辅助,配合方证而兼治次要的症状。如对附子、桂枝、太子参等用法都有独到的心得体会。

附子治吐利

他善用附子,这在沪上医家中比较罕见,也是其一贯反对滥用寒凉药思维的体现。他认为:“仲景于亡阳虚脱之证,必用生附子配干姜,甚或依证更配以人参。”又谓:“干姜与附子俱为纯阳大热之药,俱使机能亢进。唯附子之效遍于全身,干姜之效限于局部,其主效在温运消化而兼及于肺。故肺寒、胃寒、肠寒者,用干姜;心脏衰弱,细胞之活力退减者,用附子。”“仲景于阳虚证,心脏衰弱不甚者,则用炮附子,量亦不大。”“至于镇痛,乃用大量炮熟附子。”

如1935年7月,有两人辗转邀请陆渊雷诊治:

“一是汪姓先生剧吐利如真霍乱者。视之,吐已稍平静,利未止,云:腹不痛,所下为清水,脉微,微汗出。予四逆汤加避瘟丹、藿香等味,嘱凉饮缓缓下。如再三吐不受,须送时疫医院。”

“其二,某日下午,胡朴安先生急邀诊,往视之。云:中饭时好,饭后微觉胸闷,遂呕吐,继以利。亦下清水而腹不痛,亦脉微,冷汗出,亦予四逆汤加吴茱萸、川黄连等味。二方皆用生附子12克,干姜不泡淡者4.5克,皆不邀复诊。前一人或入医院或易医,不可知。胡先生则因向患发作性黄疸,诊疗甚久,其后每有他病,必邀我诊治,信赖甚坚,即使病不减,亦必邀去再诊。今不邀,盖病愈矣。”

陆渊雷客观地记录了诊疗的情况。总之,在其病案里俯拾皆是附子的使用,他不仅将附子用于外感伤寒,还广泛地用于内科杂病与妇科病。

桂枝降冲逆

“桂枝治冲逆”是他从吉益东洞的《药征》中得知的仲景遗法。他在1930 年春所记录的两则成功的治验,就是运用这一药证的很好注解。

第一位患者是20 岁的壮盛男子,患奔豚病多时。刻诊所见:呼吸时,头颅、肩背一齐动摇,头汗淋漓,胃痛欲死。发病时,右小腹先起一块,渐大渐上攻而痛。投以桂枝加桂汤,桂枝用15克。1剂服后,身大汗,奇臭非常,痛与冲逆好了大半。翌日病人自行前来复诊,原方再剂而痊愈。

另一位40岁的妇人,盘膝而坐,数人扶持之,闭目张嘴,面赤筋胀,浑身大汗。望其呼吸,只见一阵阵上气,不见下气。抚其下颏,则僵硬如石,不能闭口。脉舌如常,神志自清。询知原为宿病,常常发厥,久已不发,近因新殇幼女,食中餐时忽然泪下发厥。陆渊雷诊为脏躁病,以其冲逆挛急特甚,遂投甘麦大枣汤合桂枝加桂汤合方,桂枝用12克。第二天病人安然来复诊,知病已霍然若失。

由上可见,“方药证候对应”原则的基础是辨清证型、甄别假象。在《答肖君绛君》一文中陆渊雷写道:“承示热证用附子之例,盖非真正热证,其身热乃虚性神经热,而与阳明之其热灼手者,究自不同。其舌绛乃因心脏衰弱而瘀血,以舌色本红,瘀血则不作青紫,而反若绛也。其脉数亦是心脏衰弱之救济代偿。因张缩不能至相当之度,故济之以急促也。不尔则寒热为具文,而药法无标准矣。高明以为何如?”方药证原则如果能有现代医学的证据为支撑,将更为可靠,

这些案例不仅体现了陆渊雷临床注意观察和实践,具有深厚的临床功底;另外也从侧面显示了近代中医的某种转型,即不仅对传统中医理论稔熟于胸,而且积极吸收西医的研究成果,以病人利益为重,不抱狭隘的门户之见。(撰稿人 龚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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