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应秋（1914年~1984年），本名任鸿宾，字应秋，后以字行，四川江津（现重庆江津）人。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4岁启蒙，习“十三经”等。稍长，就学于江津国学专修馆，且有机会问学于经学大师廖季平。历时14年打下深厚国学功底。1932年遵祖父任益恒命，进入其创办的医学研究社，师从当地名医刘有余，3年满师后即在祖父创办的济世诊脉所免费诊病。1936年就读上海中国医学院。1937年转入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后返江津，一面行医一面执教中学，并任中央国医馆江津支馆馆长，兴办国医学术研究会和医药改进会。1944年在江津创办《中医周刊》并任主编。1946年发起并组织国医砥砺社江津分社，主编《华西医药杂志》，任江津《民言日报》社社长。1950年任江津县卫生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会秘书。1951年奉川东卫生厅调派，担任《川东卫生》月刊编辑。1952年任重庆市中医进修学校教务主任并兼授古典医学课。1957年奉调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历任文献编研室主任、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科研办公室主任、中医系主任，兼任中华医学会医史分会常务理事、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科学评议组中医组召集人、国家科技委中医组成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等职，并获北京市劳模称号。
任应秋从事中医事业50年，在中医高等教育、中医理论体系研究、中医学术流派研究、中医古籍整理等方面贡献卓著，创编《中医各家学说》，主持编写《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分卷》等重要著作。一生出版专著40余种，发表论文及其他杂文500余篇，著述累计1200余万字。经他教授的学生遍及海内外，多已成为卓有建树的学术骨干。
铁笔书生
1936年，任应秋背起行囊，来到上海中国医学院。当时的上海中医界汇聚了大批造诣精深、胆略过人的医界精英，任应秋遂有机会与沪上名医丁仲英、谢利恒、曹颖甫、蒋文芳等先辈接触，或听课，或佐诊，学业猛进。
好景不长，1937年秋，日军大举入侵上海滩。无奈之下，任应秋忍痛离开学校，随着逃避战火的人群，挤上一艘开往长江上游的轮船。求学的渴望使任应秋不甘心就此放弃学业，又转道长沙，来到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借读，该校的规模气象虽不及上海中国医学院，但教师们同样非常敬业，藏书也很丰富。因战争迫近，任应秋决定把不急用书籍暂放一放，利用有限时间专攻那些最急需学科。
说到急需，首当其冲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该二书，从学医始，已下5年工夫读过多种注本，仍觉未找到门径。在上海曾读到陆渊雷“今释本”，但遗憾的是，离开上海时，陆渊雷的两种著作都遗失了。来到湖南，四处寻觅，只得到《金匮要略今释》。至于《伤寒论今释》，虽学校图书室收藏一部，但僧多粥少，难以借到。遂与同学黄仁智两兄弟商量，决定凑钱向苏州国医书社邮购。恰此时日军大肆轰炸苏州，寄出信款如泥牛入海。任应秋不甘心，又去找黄氏兄弟，提议自己动手翻印。两兄弟欣然赞同，邀集数位男女同学和学校书记苏健吾等人，在1937年11月24日正式开工刻书。然而就在这天，日军空袭长沙，在落星田、小吴门一带扔下6颗炸弹。在侵略者的炸弹声中，同学们震惊惶恐，纷纷告假回家。而任应秋等人却全无惧色，在学生自治会办公室内，按照分工不分昼夜地奋力抄写、刻版油印。寒冷的冬夜，长沙古城万籁俱寂，天风怒号，鼓荡门窗，发出刺耳怪响。小屋内，一群心系医学的青年置近在眼前的战火于不顾，埋头刻书，手脚冻僵也浑然不觉。铁笔落在蜡版上，铮铮之声不绝于耳。半月后，即12月上旬，这部绝无仅有的油印版《伤寒论今释》终告完成。任应秋亲笔撰写《油印〈伤寒论今释〉缘起》代书序，落款是“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上浣任应秋三郎识于长沙湖南国医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办公室”。
1944年，任应秋在《中国医药月刊》上发表了火药味很浓的文章，题为《质问傅斯年》。当时，傅斯年认为，研究国产药品是植物学家的事，而中医的医疗方法是不科学的。任应秋首先质问：国产药品都是植物吗？植物学家都懂得国产药品的功用吗？文中指出，药物研究有其特殊的内容、特定的方法，非植物学家所能完成。继而再问：中医的医疗方法不是科学化的吗？随之旁征博引，反驳傅氏观点。
同年，在《中国医药月刊》第五期，他撰文与郭沫若和署名“田舒”的作者就中医科学化问题展开论辩。郭沫若说：“中国药多半是些草根、树皮、果仁、果壳之类，这些东西比较安全，而且这些东西也正富于维他命的，医不好的病，谁也医不好（例如肺痨，癞病），医得好的病，不医也会好，在这儿于是便有国医的生命了，国医所能医好的病，反正是自己可以好的病。”对此，任应秋不无诙谐地回应说，这一类的话“十足表示沫若先生是文学家，而不是医学家，正因为沫若先生不是医学家，也就有修正之必要”。而“田舒”说：“中医科学化五个字连在一起，是非常不科学的事。”“现代卫生政策上，居然也列上中医二字了，这就不仅是医学上的认识问题，而是孕育着民族文化方面的严重隐忧了”。对此观点，任应秋毫不客气，直斥其“幼稚得可怜”。
任应秋清醒地知道，单纯的笔墨口舌之争不足以解决中医面临的问题，因而主张中医界要积极参与政治，希望在立法、制度方面改善中医的生存环境。为践行自己的主张，1947年，他亲自参与了立法委员的竞选。后据形势需要，改为竞选国民大会代表，以改革立法、给予中医平等地位为竞选主旨。在各方支持下，他赢得了很高票数。但有关当局寻找借口，设置障碍，一度取消其当选资格。各界不懈抗争，政府迫于压力，在1948年为他补办了当选手续。
梅兰风骨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坎坷的人生经历有如一面久经打磨的铜镜，分明映照出任应秋的节操和傲骨。不畏强权、不媚流俗，是他一生坚持的操守。早在1937年，任应秋撰文抨击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准中医学校立案的无理做法时，就曾写下这样一段慷慨激昂的文字做结束语：“应秋年仅二十有二，涉世虽浅，而爱国之观念颇深，既为中国人，誓死不敢稍辱国体……明知本篇所说，多有开罪于当道，然究无丝毫惶恐心者，公理存吾方寸，虽刑及身，不能塞吾口也……”可谓豪气干云，傲骨铮铮。
反之，与同道师友、后学晚辈相处，任应秋则谦逊宽和，一派君子风范。他平素颜貌端严，但交往之际，又随和亲切，谈笑风生。有青年教师撰文对任应秋论著提出批评意见，投到杂志社。编辑不敢贸然发表，特意征求任应秋意见。他不仅当即对此学术争鸣大加赞赏，鼓励编辑发表，还对批评意见虚心接纳，认真研究回复。
任应秋为人豪爽侠义，颇有巴蜀古风，平生有深交的朋友也多是重义轻利之人。即使在他身处逆境、跌入低谷时，其好友也没有人背他而去。如任应秋与吴棹仙、熊寥笙过从甚密，在重庆工作时即结下深厚友情，成为莫逆之交，被称作渝中医界的“岁寒三友”——吴棹仙是“松”，熊寥笙是“竹”，任应秋是“梅”。三位先生才学出众，品位脱俗，且都醉心于中医学术，为学问可抛开一切之人。他们常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相互砥砺，谈医论道，饮酒赋诗，酣畅洒脱，浑然忘我，成为中医界传诵不绝的一段佳话。 （撰稿人马燕冬 任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