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编注《素问》常用四种方法：一是原文凡加字误简，皆朱书其文，凡“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二是移补原文。凡“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三是分合篇目。凡“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四是注释条例绵密，义蕴宏深。
王冰次注的主要功绩有两个方面：其一，通过整理，使《素问》得以流传。其二，通过次注，阐发中医学基础理论。但王氏也有欠慎重处，对有些经文做了不适当的改动，这些都影响了《素问》的原始面貌。
郭霭春（1912-2001），男，天津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我国著名医史文献学家、中医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他博学多识，治儒通医，深研基础理论，精医史、善临证，尤以文献研究和中医内科见长。笔者简要总结其对王冰次注《素问》的研究理论，以飧读者。
古法注书给研读带来不便
郭霭春认为对古书、古注作出公允评价并非易事，这项工作不仅需要评价者独具慧眼，更要有冲破传统束缚的勇气。就王冰注《素问》而言，其贡献自不可没，而后人对《素问》王注也是溢美之词多于中肯分析。所以在《素问》王注研究方面，留下来并有价值的言论并不很多。
古书经文和注文连在一起是汉儒在训诂学上的一大发明。早期传注虽然当句为释，但传注和经文还是分开的，并没有合成一书，把传注附在经文各句后面是从汉代才开始的。经注相连在方便阅读的同时，也极易使经注杂糅，两者相混。因此，历代注家为加以区别，一般采取以下几种办法：
一是注用双行小字，或者义与注之间，或段与段之间用圆圈相隔。二是将几家注解一起拆散，附列于正文的各句之下，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有裴骃的《集解》、司马贞的《索隐》、张守节的《正义》等都被拆散附在各句之下。三是采用“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黄帝内经素问注》序）
这些做法均优于前代，是训诂学史上的一大进步，但经过流传，原貌渐失。郭霭春面对王冰《素问》在其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作伪现象，感触颇深：“王冰所说：‘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古今必分，字不杂糅。’（郭按：王之朱书，不仅限于加字一项，即错简等亦朱书。见《六节藏象论》王注）假如现在仍有朱书墨字的本子流传，那么问题就不大了。致憾是，不仅这种朱书墨字的本子失传，并且后人还利用王注‘朱书’之例，又在王冰注里作了朱书的伪语，混淆其中，分析辨别，真是困难极了。”
研究力图全面求实
郭霭春在整理《素问》时不是盲目地因循古人之注，而是扎扎实实地进行了辨真别假，裨补其疏的工作，并重点研究了王冰次注《素问》的以下问题。
时代背景
王冰次注《素问》的年代，其序曰“时大唐宝应元年岁次壬寅”。考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序中并称：“历十二年，方臻理要，询谋得失，深遂夙心。”从宝应元年上溯12年，可知其注释《素问》为公元750年~762年。公元618年，李渊、李世民父子夺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大唐帝国。李氏王朝崇奉道教，致使道家成为当时的正统派。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唐帝国于武德七年（624），在太医署设立医学教育机构，分科教授医学。遂使唐代医学在魏晋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孟诜的《食疗本草》、王焘的《外台秘要》及唐朝组织编修的《新修本草》等，均是这一时期的著作。故王氏次注《素问》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次注方法
历史上对王冰次注《素问》曾有不同评价，褒贬兼有。赞誉者称其：“依经注解，理入化机，发明奥理，羽翼圣经。”批评者谓其：“随句解释，逢疑则默，章节不分，前后混淆。”如此泛泛之词，很难说清王注之功过所在。
郭霭春认为，王冰为编注《素问》曾“精勤博访”，确实下了一番工夫。并把王氏《素问》次注的方法归纳为4个主要方面：
一是原文凡加字误简，皆朱书其文，凡“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如：卷二《阴阳应象大论》：“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王注云：“旧经无‘名之’二字，寻前类例故加之。”为“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凡加字处皆朱书之。这从王序、王注中可以得到证实，致憾的是，这种朱书墨字的本子早已失传。
二是移补原文。王序曰：凡“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如：卷十一《腹中论》：“帝曰，人有身体髀股胻皆肿，环脐而痛，是为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王注云：“此二十六字错简在《奇病论》中，若不有此二十六字，则下文无据也。”
三是分合篇目。王序曰：凡“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如：《刺齐论》与《刺要论》原为一目（据《新校正》云，为《刺齐论》），经王氏编次，分为两篇。王序又曰：凡“错简碎文，前后重迭者，详其指趣，削其繁杂，以存其要。”如：卷八《离合真邪论》在全元起本别立《经合论》与《真邪论》两篇，而文字相同（据《新校正》语）。经王氏重新编次，削去《经合论》，都为一目。
四是注释条例绵密，义蕴宏深，不但称善于医籍注解之中，而且对我国古代通用的训诂书籍之影响也很大，如《通雅》、《说文解字注》、《尔雅义疏》、《广雅疏证》等，也时常引用《素问》王注的例证疏证辞义。
学术特点
王注的学术特点，据郭霭春考证，大致体现在3个方面：
其一，重视养生防病。王冰重视养生防病的思想，除其自称“夙好养生”外，从他编次《素问》中亦可看出。《素问》最早的注本是全元起的《素问训解》。王氏次注《素问》，也是以此本为依据的。宋·高保衡、林亿等的重广补注《素问》亦参考此本，在《新校正》中注明了全本分卷分篇的次第。全本的前5篇是：《平人气象论》、《决死生》（即《三部九候论》）、《脏气法时论》、《经合论》（即《离合真邪论》）、《宣明五气》、（包括《宣明五气》、《血气形志》两篇），主要论述诊法内容。
经王冰整理，将主要反映养生防病的几篇移至卷首，即《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生气通天论》、《金匮真言论》、《阴阳应象大论》。这些篇章着重指出了保精、调神、养气，应四时阴阳的重要性，反映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
其二，宣扬道家思想。“弱龄慕道”的王冰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颇深，故自号“启玄子”。在次注《素向》时也反映出这一特点。在篇目数字上，他将《素问》析为81篇，以应《道德经》之数。在篇目次序上，把可以发挥道家思想的《上古天真论》列为篇首。
在援引资料上，大量引用了道家著作，如《老子》、《庄子》、《真诰》等，并用来解释《素问》的具体内容。在注文中，宣扬道家所提倡的“清静无为”、“清心寡欲”等。如对“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注为：“道法清净，精气内持，故其气从，邪不能为害”。
其三，倡导运气之学。从全元起《素问训解》篇目、杨上善《太素》及《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引用的《素问》内容来看，均无《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7篇大论，即后人称的“运气七篇”。
据《新校正》考证，疑此7篇为王冰所补入。显然，这与王氏倡导运气之学是分不开的。他除了把有关运气之内容补入《素问》一书外，又“别撰《玄珠》，以陈其道”，专门对运气学说进行了发挥。可以认为，运气学说能够得以流传至今，毫无疑问是同王氏补入“七篇大论”分不开的。
次注《素问》有得失
对王冰重新整理次注《素问》的功绩，历史上已有学者和医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郭霭春将王冰次注的主要功绩归纳为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整理，使《素问》得以流传。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王氏整理前的《素问》已是脱落遗佚，错乱不堪，濒于失传。王序云：“世本纰缪，篇目重迭，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阙……节《皮部》为《经络》，退《至教》以先针，诸如此流，不可胜数。”
若无王冰及时的整理编次，恐今时已不得复见。经其拾遗补缺，不但使其得以保存，并使其系统，“犹是三皇遗文，烂然可观”。王氏对《素问》的注解，广征博引，深入浅出，确能做到通过“究尾明首，寻注会经”而达到“开发童蒙，宣扬至理”的作用。
其二，通过次注，阐发中医学基础理论。王氏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颇深，故在注释条文中多有发挥。如：《四气调神大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注云：“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全阴则阳气不极，全阳则阴气不穷。”对阴阳互根之理作了精辟的阐发。《至真要大论》：“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注云：“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此论，实开“补元阳治虚寒，益真阴治虚热”治则之先河。
遍检王注，他对《素问》的发挥之处颇多，为医学理论的完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次注并非尽善尽美，后世医家亦曾有过不少责难。明·马莳云：“王冰有注，随句解释，逢疑则默，章节不分，前后混淆。”（《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自序》）清·姚止庵亦云：“如所言赘词重出者，太仆存之而未去；残缺赝作者，太仆仍之而不删；又如脱误讹舛，以至颠倒错杂之类，太仆或聊且顺文而无所发明，或旁引滥收而安于浅陋。”（《素问经注节解·自序》）尽管某些批评有言之过甚之处，但通过考究确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王氏之删繁也有欠慎重处，并对有些经文做了不适当的改动。这些都影响了《素问》的原始面貌。现举两例以见一斑。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王注：“……小寒之节，初五日，雁北乡。次五日，鹜鸟厉疾。”郭霭春注云：王注在“雁北乡”下脱三候，据明?熊宗立种德堂仿元重刻本。在“雁北乡”下有“次五日，鹊始巢，后五日，野鸡始雊。次大寒气，初五日，鸡始乳”二十三字。这样才与王注所称“六气一十八候”相合。明万历甲申（1584）周对峰刊本也有与此大致相同的一节文字。
至于现存较早的刻本，如元至元五年（1268）古林书堂刻本，元读书堂刻本及明周曰校刻本，朝鲜内医院刻本等均与现在的通行本，即影印明顾从德翻宋本一样，都没有这段注文，甚至连莫友芝校本也没校出来。顾观光《素问校勘记》以《释音》出，“雊”字，认为宋本有此一段文字。实际顾老并未看到宋本，可能是从《月令》中补出的。日人度会常珍《素问校讹》引古抄本有《新校正》云等34字，恐是后人传抄假证林亿妄加。由此看来，前人所谓“书非校不可读”是有一定道理的。
总之，王冰次注《素问》可以说功过兼而有之，如果历史地全面地评价他，则其功绩应是主要的，这也正是至今被人们所称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