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编注《素问》常用四种方法:一是原文凡加字误简,皆朱书其文,凡“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二是移补原文。凡“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三是分合篇目。凡“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四是注释条例绵密,义蕴宏深。
王冰次注的主要功绩有两个方面:其一,通过整理,使《素问》得以流传。其二,通过次注,阐发中医学基础理论。但王氏也有欠慎重处,对有些经文做了不适当的改动,这些都影响了《素问》的原始面貌。
郭霭春(1912-2001),男,天津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我国著名医史文献学家、中医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他博学多识,治儒通医,深研基础理论,精医史、善临证,尤以文献研究和中医内科见长。笔者简要总结其对王冰次注《素问》的研究理论,以飧读者。
古法注书给研读带来不便
郭霭春认为对古书、古注作出公允评价并非易事,这项工作不仅需要评价者独具慧眼,更要有冲破传统束缚的勇气。就王冰注《素问》而言,其贡献自不可没,而后人对《素问》王注也是溢美之词多于中肯分析。所以在《素问》王注研究方面,留下来并有价值的言论并不很多。
古书经文和注文连在一起是汉儒在训诂学上的一大发明。早期传注虽然当句为释,但传注和经文还是分开的,并没有合成一书,把传注附在经文各句后面是从汉代才开始的。经注相连在方便阅读的同时,也极易使经注杂糅,两者相混。因此,历代注家为加以区别,一般采取以下几种办法:
一是注用双行小字,或者义与注之间,或段与段之间用圆圈相隔。二是将几家注解一起拆散,附列于正文的各句之下,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有裴骃的《集解》、司马贞的《索隐》、张守节的《正义》等都被拆散附在各句之下。三是采用“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黄帝内经素问注》序)
这些做法均优于前代,是训诂学史上的一大进步,但经过流传,原貌渐失。郭霭春面对王冰《素问》在其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作伪现象,感触颇深:“王冰所说:‘凡所加字,皆朱书其文,使古今必分,字不杂糅。’(郭按:王之朱书,不仅限于加字一项,即错简等亦朱书。见《六节藏象论》王注)假如现在仍有朱书墨字的本子流传,那么问题就不大了。致憾是,不仅这种朱书墨字的本子失传,并且后人还利用王注‘朱书’之例,又在王冰注里作了朱书的伪语,混淆其中,分析辨别,真是困难极了。”
研究力图全面求实
郭霭春在整理《素问》时不是盲目地因循古人之注,而是扎扎实实地进行了辨真别假,裨补其疏的工作,并重点研究了王冰次注《素问》的以下问题。
时代背景
王冰次注《素问》的年代,其序曰“时大唐宝应元年岁次壬寅”。考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序中并称:“历十二年,方臻理要,询谋得失,深遂夙心。”从宝应元年上溯12年,可知其注释《素问》为公元750年~762年。公元618年,李渊、李世民父子夺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大唐帝国。李氏王朝崇奉道教,致使道家成为当时的正统派。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唐帝国于武德七年(624),在太医署设立医学教育机构,分科教授医学。遂使唐代医学在魏晋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如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孟诜的《食疗本草》、王焘的《外台秘要》及唐朝组织编修的《新修本草》等,均是这一时期的著作。故王氏次注《素问》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次注方法
历史上对王冰次注《素问》曾有不同评价,褒贬兼有。赞誉者称其:“依经注解,理入化机,发明奥理,羽翼圣经。”批评者谓其:“随句解释,逢疑则默,章节不分,前后混淆。”如此泛泛之词,很难说清王注之功过所在。
郭霭春认为,王冰为编注《素问》曾“精勤博访”,确实下了一番工夫。并把王氏《素问》次注的方法归纳为4个主要方面:
一是原文凡加字误简,皆朱书其文,凡“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如:卷二《阴阳应象大论》:“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王注云:“旧经无‘名之’二字,寻前类例故加之。”为“使今古必分,字不杂糅”,凡加字处皆朱书之。这从王序、王注中可以得到证实,致憾的是,这种朱书墨字的本子早已失传。
二是移补原文。王序曰:凡“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如:卷十一《腹中论》:“帝曰,人有身体髀股胻皆肿,环脐而痛,是为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王注云:“此二十六字错简在《奇病论》中,若不有此二十六字,则下文无据也。”
三是分合篇目。王序曰:凡“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如:《刺齐论》与《刺要论》原为一目(据《新校正》云,为《刺齐论》),经王氏编次,分为两篇。王序又曰:凡“错简碎文,前后重迭者,详其指趣,削其繁杂,以存其要。”如:卷八《离合真邪论》在全元起本别立《经合论》与《真邪论》两篇,而文字相同(据《新校正》语)。经王氏重新编次,削去《经合论》,都为一目。
四是注释条例绵密,义蕴宏深,不但称善于医籍注解之中,而且对我国古代通用的训诂书籍之影响也很大,如《通雅》、《说文解字注》、《尔雅义疏》、《广雅疏证》等,也时常引用《素问》王注的例证疏证辞义。
学术特点
王注的学术特点,据郭霭春考证,大致体现在3个方面:
其一,重视养生防病。王冰重视养生防病的思想,除其自称“夙好养生”外,从他编次《素问》中亦可看出。《素问》最早的注本是全元起的《素问训解》。王氏次注《素问》,也是以此本为依据的。宋·高保衡、林亿等的重广补注《素问》亦参考此本,在《新校正》中注明了全本分卷分篇的次第。全本的前5篇是:《平人气象论》、《决死生》(即《三部九候论》)、《脏气法时论》、《经合论》(即《离合真邪论》)、《宣明五气》、(包括《宣明五气》、《血气形志》两篇),主要论述诊法内容。
经王冰整理,将主要反映养生防病的几篇移至卷首,即《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生气通天论》、《金匮真言论》、《阴阳应象大论》。这些篇章着重指出了保精、调神、养气,应四时阴阳的重要性,反映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
其二,宣扬道家思想。“弱龄慕道”的王冰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颇深,故自号“启玄子”。在次注《素向》时也反映出这一特点。在篇目数字上,他将《素问》析为81篇,以应《道德经》之数。在篇目次序上,把可以发挥道家思想的《上古天真论》列为篇首。
在援引资料上,大量引用了道家著作,如《老子》、《庄子》、《真诰》等,并用来解释《素问》的具体内容。在注文中,宣扬道家所提倡的“清静无为”、“清心寡欲”等。如对“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注为:“道法清净,精气内持,故其气从,邪不能为害”。
其三,倡导运气之学。从全元起《素问训解》篇目、杨上善《太素》及《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引用的《素问》内容来看,均无《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7篇大论,即后人称的“运气七篇”。
据《新校正》考证,疑此7篇为王冰所补入。显然,这与王氏倡导运气之学是分不开的。他除了把有关运气之内容补入《素问》一书外,又“别撰《玄珠》,以陈其道”,专门对运气学说进行了发挥。可以认为,运气学说能够得以流传至今,毫无疑问是同王氏补入“七篇大论”分不开的。
次注《素问》有得失
对王冰重新整理次注《素问》的功绩,历史上已有学者和医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郭霭春将王冰次注的主要功绩归纳为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整理,使《素问》得以流传。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王氏整理前的《素问》已是脱落遗佚,错乱不堪,濒于失传。王序云:“世本纰缪,篇目重迭,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阙……节《皮部》为《经络》,退《至教》以先针,诸如此流,不可胜数。”
若无王冰及时的整理编次,恐今时已不得复见。经其拾遗补缺,不但使其得以保存,并使其系统,“犹是三皇遗文,烂然可观”。王氏对《素问》的注解,广征博引,深入浅出,确能做到通过“究尾明首,寻注会经”而达到“开发童蒙,宣扬至理”的作用。
其二,通过次注,阐发中医学基础理论。王氏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颇深,故在注释条文中多有发挥。如:《四气调神大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注云:“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全阴则阳气不极,全阳则阴气不穷。”对阴阳互根之理作了精辟的阐发。《至真要大论》:“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注云:“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此论,实开“补元阳治虚寒,益真阴治虚热”治则之先河。
遍检王注,他对《素问》的发挥之处颇多,为医学理论的完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次注并非尽善尽美,后世医家亦曾有过不少责难。明·马莳云:“王冰有注,随句解释,逢疑则默,章节不分,前后混淆。”(《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自序》)清·姚止庵亦云:“如所言赘词重出者,太仆存之而未去;残缺赝作者,太仆仍之而不删;又如脱误讹舛,以至颠倒错杂之类,太仆或聊且顺文而无所发明,或旁引滥收而安于浅陋。”(《素问经注节解·自序》)尽管某些批评有言之过甚之处,但通过考究确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王氏之删繁也有欠慎重处,并对有些经文做了不适当的改动。这些都影响了《素问》的原始面貌。现举两例以见一斑。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王注:“……小寒之节,初五日,雁北乡。次五日,鹜鸟厉疾。”郭霭春注云:王注在“雁北乡”下脱三候,据明?熊宗立种德堂仿元重刻本。在“雁北乡”下有“次五日,鹊始巢,后五日,野鸡始雊。次大寒气,初五日,鸡始乳”二十三字。这样才与王注所称“六气一十八候”相合。明万历甲申(1584)周对峰刊本也有与此大致相同的一节文字。
至于现存较早的刻本,如元至元五年(1268)古林书堂刻本,元读书堂刻本及明周曰校刻本,朝鲜内医院刻本等均与现在的通行本,即影印明顾从德翻宋本一样,都没有这段注文,甚至连莫友芝校本也没校出来。顾观光《素问校勘记》以《释音》出,“雊”字,认为宋本有此一段文字。实际顾老并未看到宋本,可能是从《月令》中补出的。日人度会常珍《素问校讹》引古抄本有《新校正》云等34字,恐是后人传抄假证林亿妄加。由此看来,前人所谓“书非校不可读”是有一定道理的。
总之,王冰次注《素问》可以说功过兼而有之,如果历史地全面地评价他,则其功绩应是主要的,这也正是至今被人们所称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