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功能而轻视实体是中医藏象学说的突出特点，在中医藏象学说形成的诸多理论支撑中，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探寻中医藏象学说形成的文化基础，找寻其所属文化的原动力，对于深入理解中医藏象学说是十分必要的。
儒家生命伦理的特质及精髓
《汉书·艺文志》称儒家“留意于仁义之际”。从孔子创立儒家伦理思想开始，“仁”就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仁”是一种极为广泛的道德概念，包含了一切优秀的道德品质。每一种美德都是“仁”的必要条件，全部美德的总和构成“仁”。大致包括了对个人心性的修养、对别人应持的态度以及价值评价的标准等。在仁学思想的种种内涵中，孔子以一个圣哲的胸怀首先表现了对生命的无限热爱和珍惜，但他更加注重生命的精神价值。在他看来，只有后者才是人类生命的本质。尽管孔子并不主张偏废用以维持自然生命的物质财富，但在用以维持生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价值发生冲突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对生理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解释。《孟子·告子上》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表现了对精神价值的捍卫和追求，可以说是表现儒家文化价值取向的宣言书。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论，而反对告子所谓的“生之谓性”(与生俱来的即为人性)。在孟子看来，唯有社会伦理性和精神品格才是人之所以为人和人之所以区别于野兽的本质属性。
以上分析表明，儒家仁学思想的特质和精髓在于对人的精神价值的追求。由此影响到中国传统文化重用轻体、重道轻器的品格。从学术发展的实际来看，体用关系主要是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考察对象。尤其对于哲学，体用之辨成为其一切思辨的前提和出发点。体用之辨、道器之辨、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中的焦点问题。
“体”是具体的实体形态，“用”抽象的功能属性。“体”与“用”二者融合为一，体用不可分割，体用不能颠倒。古人将认识对象划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无形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 而“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的存在。道器关系实即抽象道理与具体事物、功能与物质、用与体的关系。“体”与“用”、“器”与“道”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阴”与“阳”的关系，反映“用”和“道”的主要是“阳”，反映“体”和“器”的主要是“阴”。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易传·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在此基础上，董仲舒《春秋繁露》说：“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古人描述天地自然的秩序，并以此为封建社会的伦理等级寻求理论依据。
儒家生命伦理影响下的中医藏象学说的重用轻体
儒家重视精神价值的仁学思想以及重用轻体、重道轻器的文化品格影响到中医学，就表现为藏象学说的重视功能作用而轻视解剖实体、重象而轻藏的倾向。而轻视形态结构，恰恰引发了对功能作用的特别重视。器是有结构的有形质的，现代科学所探讨的范畴主要在形而下的范畴。形而上是在有形之上的，是无形的，古人称之为“道”。《黄帝内经》记载“气合而有形”“气聚而成形”气聚合以后就可以成为有形质的形而下的东西。现代科学讨论的，实际上是气聚合以后的领域，是具体的物质层面的东西，比如物理学探讨物质的结构和组成，因此就有了基本粒子这样的概念。而中医学理论既有形而上的成分，又有形而下的成分，是道器合一的学问。所以《黄帝内经》特别强调要形神合一、形气合一、形与神俱。
然而，具体到中医藏象学说，则明显地表现出重用轻体，强调功能作用，淡化形态结构的特点。中医学讲阴阳五行，即“功能”，是“象”不是“形”，是无形的，超形态的。用五行诠释的五脏虽然包含实体脏器，但并不是讲具体的脏器，而是五个功能系统。中医学所说的藏象是一个综合的功能系统，不同于西医的脏器。自从西方医学理论传入中国，有人就因为中医学藏象学说与西医生理解剖之间的差异便认为西医的生理解剖对中医构成严重的威胁，由此得出中医学有悖于科学的结论，提出废除中医、废医存药的言论。其实，中医的藏象理论是通过功能观察和临床实践，然后以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为指导而构建起来的，而不全是解剖学意义上的脏器。《中医藏象学》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藏象学逐步代之以功能研究为主导而对解剖形质的研究被逐步淡化，这不能不说是自身发展的一种退化。”对此，笔者认为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必要。在儒家价值取向的文化导向之下形成的中医藏象学说重用轻体，正是中医区别于西医的突出特点，如果丢掉了这一特点中医将不成为中医，中医的诊治原则和方法也必将成为无源之水而最终干涸和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