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本文所指的地理环境为自然地理环境，包括气候、土地、山脉、河流、矿藏以及动植物资源等。地理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形成了一定的社会风貌。对中医学而言，地理环境影响着人体体质、疾病类型、治病方法、道地药材、民族医药以及医学流派的不同，对医者医学理论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化。
地理环境影响人体体质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域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特点，导致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不同的体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地理环境可以影响人体的体质，如《大戴礼记·易本命》中“坚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大”的说法，就指出了由于土质的不同，人体体质存在着肥与大的差异。《素问·异法方宜论》曰:“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西方之域……其病生于内……中央域……其病多痿厥寒热。”这一段描述了我国不同地域人群的体质状况，说明了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的人群，由于水土、气候、生态等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人体体质。
现代调查研究也表明，地域不同人体的阴阳体质存在着差异。何裕民等调查了西北延安、东北五常、上海市以及浙江义乌等地2269人的体质情况后认为:就阴虚而言，西北延安仅有18．2%，其次为东北五常占23．8%，上海占35.7%，义乌最高达42．7%，较延安地区高2．35倍，指出阴虚体质具有显著的地理性分布差异。该调查结果科学地解释了地理环境不同，人体体质的差异显著。
地理环境影响疾病类型
某些疾病流行于某些地区，与地理环境的某种因素关系密切。如寒冷的北方及山区多见痰喘、慢性支气管炎，江河湖海潮湿地区则多发痹证、风湿性关节炎；北方地区风大寒冷，寒主收引而经脉痉挛收缩，故中风病以北方居多；东南地区气候偏湿，湿邪风毒易侵袭经脉，流注于脚而致脚气病。
导致疾病发生的原因主要有六淫、七情、饮食等因素。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所在地域的水质、土壤里缺乏某种成分(微量元素或矿物质)而造成的地域性疾病。如缺碘地区的甲状腺肿大，缺硒地区的克山病等；二是不同地域的气候特征、饮食习惯、体质特点决定着机体对某种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及其所产生疾病类型的倾向性不同，所致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亦不同。因饮食习惯的差异可导致东方多外疾，西方多内病；气候特点的差异可导致“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这些都说明了地理环境不同造成疾病类型的差异是不争的事实。
地理环境影响中医治法
由于不同地区引发的疾病类型各不相同，治疗时就应根据地域不同而区别用药。如治疗外感风寒，在西北严寒地区用辛温发散药的剂量较重，而在东南地区用辛温发散药的剂量就较轻。《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详细分析了不同地域人们易患的病种、病变、治法和特点，《伤寒论》中形成了“药专力宏，剂量大，配伍严密”的用药风格，都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病因地制宜的特色。江南地区水网密布、气候炎热，人们容易感受湿浊温热之邪。因此，湿热、温热之疾多发。吴有性、叶天士、薛雪等医家，就是通过对外感热病的细致观察和临床实践，创立了“温病学说”。
《黄帝内经》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详细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人体的影响，认为临床上若能根据地理环境的不同来辨别病证，并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就会有如桴应鼓、如影随行的迅捷效果，体现了因地制宜原则在中医学上的具体应用。此外，在治疗疾病过程中，还应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生活环境和形体状态等情况而因人制宜。如胃纳佳、身体壮实之人，可用味厚、量大、药性较峻猛的药物进行治疗；而胃纳差、体质瘦弱之人，应用味薄、量小、力缓的药物进行治疗。形体安逸消闲、情志郁闷之人，可用针灸之法来疏通血脉，以治疗血脉流通受阻之疾；形体安逸少动、情志舒畅之人，可用针刺、砭石之法，来治疗脾胃四肢肌肉之疾；形体劳苦、情志舒畅之人，可用温熨之法来舒展筋脉，治疗多劳伤筋脉之疾；形体苦劳、忧郁苦闷之人，可用甘味调养之法，治疗咽中不适气虚郁满之疾。
地理环境影响道地药材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不同地区药材的药效也有差距。这就要求医生在诊疗患者的过程中，应全面考察当地的地理环境对道地药材的影响，综合各种因素以形成适当的诊疗方案。药材的形成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如药物生长的温度、湿度、降水、土壤、微生物等自然地理因素，与道地药材的形成相关联。药物生长于大自然之中，天地间环境的变化影响药物的生长收藏和禀受不同，从而产生了中药药性的差异:禀受天之阴阳二气而成寒热温凉，禀受地之阴阳二气而为酸苦甘辛咸五味。明代医家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一书，对药物生成禀受的规律、四气五味产生之理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指出四气五味的形成是药物禀受了天地四时、阴阳五行的变化而形成的，开创了明清之间论药性生成的中药理论。
《神农本草经疏》云:“白芷得地之金气，兼感天之阳气，故味辛气温。”《本草崇原》云:“荆芥味辛，性温臭香，禀阳明金土之气；菖蒲生于水石之中，气味辛温，乃禀太阳寒水之气。”《神农本草经读》云:“黄连气寒，秉天冬寒之水气。”这些论述也充分说明了不同药物的生长禀受不同，药性存在差异。同样，对于同一药物，由于生长的地域差异，发育的不同阶段、生长年限、采收季节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药物禀受天地阴阳二气不同，最终也会形成药性的差异，这正是药材道地性理论和采收理论形成的关键所在。
地理环境影响中医流派
金元四大家以独到的理论与用药专长形成了各自的学派，其学派的形成与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金元四大家中，刘完素和张元素都是北方人，北方人大多彪悍雄武、体魄壮实，病多实证，治宜寒凉攻下，便形成了刘完素的“寒凉派”与张元素的“攻下派”。李东垣亦是北方人，但他身处上层社会，富家子弟体质较虚弱；加之当时元兵南下，人民居处不安、营养不良、气血多弱，其所创“补中益气汤”屡投屡效，遂形成了“补土派”。朱丹溪为南方人，南方人体质多虚弱，且处于天下盛平之际，人们多膏粱之体，他认为“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便形成了“滋阴派”。因此，金元四大家的产生，既有一定的时代背景，更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地理环境对中医药文化的影响深刻而久远。中医药文化经历了起于中原——盛于北地——转向南方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医生在诊病用药时，应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这样才能把握住中医药文化发展的脉络，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