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火神派”起死回生的医术，不少医家钦佩他们大剂量应用附子的胆量，为其神奇疗效而惊叹；遂在临床运用火神派的方法治疗一些疑难病，也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虽不能从理论上得出与火神派学者完全一样的结论，又对于其实践不可轻易加以否定。按《内经》所言，阴阳皆为生命之本，阴阳互根，单独“崇阳”的理论实有失偏颇；但是仅从理论上并不能否定其临床疗效；所以还必须从其用药特色入手，通过实践探讨其疗效的实质。
火神派理论上推崇阳气，临床擅用中药附子。百余年来代有传人，像吴佩衡、祝味菊等均以“吴附子”、“祝附子”之名而驰名医林。所以必须从附子入手探讨其玄机真谛。《神农本草经》云：“附子，气味辛温有大毒，主治风寒咳逆邪气，寒湿痿痹，拘挛膝痛，不能行步，破症坚积聚，血瘕金疮。”并未有补命门之火或“真气”等近似的说法。而郑钦安氏立论：“人身一团血肉之躯，全赖一团真气运于其中而立命”，“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有此先天一点真气而已。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又曰人非此火不生！”“子不知人之所以立命者在活一口气乎，气者阳也，阳行一寸，阴即行一寸，阳停一刻，阴即停一刻，可知阳者阴之主也，阳气流通，阴气无滞，自然百病不作。阳气不足，稍有阻滞，百病丛生。”
四川卢崇汉氏更进一步发挥，提出了“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的纯阳理论；所以临床上多以“宁事温补，勿事寒凉”为原则。看来火神派在发扬以附子补人身之“真气”的同时，其实是把“气”与“火”、“火”与“阳”的概念混为一谈，得出了“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的结论。这样就用这个经过改造的“阳”、“火”概念贬低了同为正气而只是功能表达不同的“阴气”，因为这个“阴气”已经在其论述中被偷换概念成了“死”的代名词。而这种“阴阳生死”说，其实与《内经》所言阴阳为“万物之纲纪”说并非完全吻合。
《内经》以“火为阳”、“水为阴”，“阳为气”、“阴为血”。虽气与火同属于阳，血与水同属于阴，然与人的有机体生命运动状态——精神——更直接的是气血。故经言“人身除气血二字外无他”。因“气中生精”、“精化为气”，故气是火与精神的中介。总起来看，所谓火神派、补水派，最终目的应当都是着眼于气、血、精神。“火神派”功劳是把在实践中把附子的壮火收敛转化为了少火，而“少火生气”（可简称“敛火化气”）。如果没有“敛火化气、气中生精”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仅仅是着眼于火，则火神派的许多验案都难以解释。虽然火神派的学者本人可能也并不一定在理论上承认这一点。
火与气的相互转化即“敛火化气”，这在《内经》是有理论依据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言“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历代对于“壮火”、“少火”有数种解释，一是指天地自然之火，一是指药物的药性，一是指人的病理生理；其实，中医以天人合一，药与人也是合一的，“壮火”无论是指药性纯阳大热，还是人体内外的各种邪气从火而化，或气机亢进有余而火化，都是可以令正气虚衰的因素，医家必须加以收敛之。对于纯阳大热药则必须使之转化为能生气的补少火之药。“少火”为“温而补气”之药性，与正常生理的温煦之气同气相求，故可“生气”、“生精”。
按历代药典记载，生附子之毒性绝不可以轻视，无论是否阳虚，一次药量若超过100克，则必致死无疑。但是火神派用附子动辄100克以上，其关键实在于“久煎”二字。而且不是一般的“久”，而是要煎煮两小时以上。只有这样才能使附子的壮火之性收敛转化为少火生气之能。尤为重要的是，久煎后的附子的补气功能之快速、之强大、之集中，肯定还有参术之类不具备的地方。只是现在还缺乏实验比较验证而已。
因此我们对附子既不必畏之不可用，误以为“临床上使用附子，绝对不是用量越大，效果越好；而是用量越大，危险越大”。其实量小不久煎，也有大毒，量大久煎也可无大碍而取良效才是事实。
笔者认为，只在理论上批评或肯定“火神派”是不够的，今后有条件的单位应当进一步通过实验总结四逆汤等的适应病证，尤其是对附子炮制前后的成分和药性变化及适用的情况，以及哪些患者用附子的确有效，哪些患者用附子无效甚至有毒。这样才是真正对患者负责，也才能使火神派的经验得到升华而普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