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长沙参加“第六届国学国医岳麓论坛”，与很多新老朋友相聚，探索中医学术问题，颇受启发，获益良多。
会议期间，我与《我是铁杆中医》的作者彭坚教授，《中医以时为本》著作者郑陶先生，退休中医陈勇先生，民间中医传承者晓航先生一起座谈。大家一致推崇毛以林《步入中医之门——道少斋中医讲稿》的系列著作，认为其第四部《火神派热潮之冷思考》能针砭时弊，是一部有真知灼见的好书，希望我阅读之后写一篇书评，以便让更多的同道共享。
接过毛先生赠送的四部系列著作，感到强烈的震撼，这些著作前后历时不过四年，厚重博学，是由一个人完成的丛书，足见其思考之深，著书之勤。这些著作得到很多中医名家的推荐与好评，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挥毫泼墨，热情鼓励；朱良春先生两次题写书名，褒奖有加；著名西医专家孙明教授、中医教授袁肇凯先生、刘新祥先生、马继松先生、旷惠桃先生、彭坚先生、熊继柏先生、陶夏平先生、潘远根先生等先后作序，或者题词鼓励，大家一致认同这套讲稿，形式活泼，富有学术内涵，是名符其实的传道、解惑之作。
毛以林教授出于一个中医临床学家的历史责任感，以临床实践为检验标准，以有利于中医学术发展为目标，对于“火神派”热以及过用附子干姜肉桂等温热药的现象，直批其谬，发人深省。
首先，毛以林指出，“火神派”混淆了“扶阳”与“回阳救逆”的界限，把张仲景治疗外感三阴死证的救逆法，泛化为普通方法；把丰富的扶阳方法，简单化为单一的吃附子干姜，并且把能用、敢用大剂量附子作为高水平来标榜。
扶阳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对阴阳说学的充分利用。只要有阳气不足的病证，就可以扶助阳气。扶阳的方法有很多种，绝不等于吃大量的附子干姜。
扁鹊抢救虢太子尸厥，取三阳五会，以熨法温两胁下，使虢太子复苏的方法，就是回阳救逆。《黄帝内经》治疗虚寒性心痛病、痹症，主张使用针刺疗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其中有“以杖通阴阳”；《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都提出，“凡病此者，皆灸某某脉。”华佗所说的外感伤寒表证，可以用摩膏、运动、针刺等方法治疗，都是扶助阳气的好方法。窦材《扁鹊心书》大灸治病，也是扶阳理论指导下的有效治疗方法。
即使是阴寒内盛、心肾阳气衰微的危重症，也可以在使用附子的时候，由小量开始，逐渐达到需要的治疗效果。临床上使用附子，绝对不是用量越大，效果越好；而是用量越大，危险越大，这样的例子很多。
而“火神派”往往先入为主，把临床复杂的病情简单化，甚至说“我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阴虚患者”，“真正的阴虚百不一见”，把治病诸法变成“百病一法”，造成普遍滥用大量附子干姜的弊端。长此以往，不仅误导中医后学，而且为日后的医患纠纷埋下伏笔，长此以往，必然不利于中医事业。
毛以林告诫初入医门的人，附子有毒，不要轻易跟风，更不要比赛一生用附子多少吨，一剂药用几百克附子。他认为，“火神派”主张的所谓“排病反应”，也大有误导的嫌疑。很多所谓“排病反应”，就是药物的不良反应。一定要区别对待，不可大意，更不可随意追求“排病反应”。
初入中医之门，假如刻意模仿，大量使用附子、乌头，然后去追求“排病反应”，就背离了辨证论治的原则，站在医疗纠纷的火线上，很可能会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
张仲景善于应用附子干姜治疗外感热病三阴阶段的危重症，但是张仲景不说自己是扶阳派，更不说自己是火神，或者是火神的传人。他的学术主张，后人总结为辨证论治，治病有“三百九十七法”，有八法，绝不是只有扶阳一法，更不是以能用附子、用大剂量附子为衡量标准，来评价一个人的临床水平高低。
应该看到，张仲景的时代，解表都是以温热药为主，那时对于辛凉解表还没有实践经验的积累，也没有理论上的创新。张仲景对于麻黄汤、桂枝汤解表，严立忌宜，“常需志此，勿令误也”。提出来很多服用限制条件，并且要人注意煎服法，尤其要一服知，停后服，出汗不可过多，汗多有很多弊病，并详细告诫后人“慎汗取效”的道理和方法。可见温热法可以治病祛邪，但要适可而止，不可随意过用。
我们应该深明此义，假如把“扶阳”与“回阳”混淆了，把常法与变法混淆了，把扶阳等同于吃附子，并且把是否敢用附子作为评价医生水平高低的标准，就误导了后学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