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纬，男，1949年出生。1969年赴内蒙古建设兵团作过兽医。1977年进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中医系学习，毕业后在北京朝阳医院任中医师。1984年赴美国，曾在美国凯斯西部大学附属医学院任高级研究员，并在美国医学院首开中医课。
1996年回国，现为北京普祥中医肿瘤医院特聘专家。主要著作有《中医成功治疗肿瘤一百例》、《两部天书的对话——易经与DNA》、《一个中医在美国》等。
因病而对医学产生兴趣
我18岁那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我对医学开始有了某种直接的体验。有一天在学校打乒乓球特别起劲，结果出了一身汗，骑车回家时赶上一场雨，被浇成了个落汤鸡，致使第二天大病一场。
早晨醒来，我感到在发烧，全身酸软无力，我摸了摸自己的脉，发现心脏每跳几下，会自动停一下。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心肌炎，因为姐姐生过这种病，她是割了扁桃腺不久后得了心肌炎。那时候的孩子，如果扁桃腺经常发炎，医生会劝其将扁桃腺割掉，认为这是个无用的器官。
现在看来这或许是一种愚蠢的方法，因为凡是存在的东西必定是合理的。扁桃腺既然是人的一个腺体，就应该有一定的功能，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个免疫器官，至少在身体中能起到门卫的作用。当病邪袭来，它可首先替主受过，将自己变成与病邪对抗的第一战场。如果将扁桃腺摘除，外来的病邪，就会长驱直入，侵犯人体的重要器官，例如肺或心脏。
姐姐在摘掉扁桃体后不久就患了心肌炎。而我小时候也被割掉了扁桃腺，虽然过了很多年，但依然重蹈覆辙。那天我被送进医院，在做完心电图检查后，医生立刻诊断我患了急性病毒性心肌炎，并且收我住院治疗。然而我对疾病的先知预判，18岁的我仅凭自己摸脉便做出了与西医完全一样的诊断，这多少使我的家人感到吃惊，他们建议我将来学医，并且相信我能成为一名好医生。
记得班上有一位同学的姐姐是针灸师，他从姐姐那儿学了几招针灸术，并且教会了我。出院后，我开始给自己扎，后来也给周围的人扎，当我完全掌握了这种雕虫小技后，口袋里就经常放着一个玻璃管和小玻璃瓶，管中放有几根银针，瓶中放的是酒精棉球，遇到有人不适，便会主动给人扎针。
萌发了对肿瘤研究的兴趣
20岁那年，我去了内蒙古兵团，开始了7年的“上山下乡”生活。在收拾行李整装待发时，我没有忘记带上自己心爱的银针和酒精棉球。到了兵团，闲暇之余，我会拿出来摆弄，遇到战友有个头疼脑热的，就会拿出银针显示一下自己的“手艺”。那时我非常希望能当上连队的卫生员，可这一般都是女生的差事，而我却被分配在马号放马喂马，干得都是粗活。
在马号干了约莫一年左右，赶上连队选兽医卫生员，排长看我平时喜欢摆弄针灸，就选中了我，于是被送到团部培训了一个月。回来时，在战友的帮助下，我在马号竖起了六根柱子。这是兽医站的标志，因为无论是马、骡子，还是牛等大牲畜，只要牵到六柱栏中都会被绑得结结实实，然后任凭我对它们进行医学处置，如打针、灌药、动手术。于是我的医学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在那个时候，我就喜欢用中药给马治病。记得中药都是机器研碎的粉剂，如清肺散、温脾散等，一包500克，用鸡蛋清或温水调成糊状，马每次要灌一包。灌药是个技术活儿，先将一个胶皮的胃导管在水里泡一下，然后从马的一个鼻孔伸进去，一点一点推到咽喉部，然后试探地刺激马的喉部，这时会引起马的吞咽，我便顺式将导管推入到食管，最后一直送到胃。然后在导管的另一端连接漏斗，有个助手会将药一碗一碗倒入漏斗，最后再用清水冲净，药便滴水不漏全部送入了马的胃中。那时连里的马都享受特殊待遇，每匹受关爱的马，在春天要灌一包清肺散，夏天要灌一包消黄散，秋天要灌一包润肺散，冬天要灌一包温肾散。
马有一种常见的难治之病称为“结症”，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常常持续数小时在地上打滚呻吟，最后痛苦地死去。为了救治这些无言的伙伴们，我逐渐摸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疗法。每遇马患结症，先打一针安那加(强心、止痛、促进胃肠蠕动)，然后用肥皂水灌肠。接下来用电针在马的特定穴位上刺激20分钟，再用鼻饲管给马灌一些盐水，然后让战友们牵着马不停地骝，一直骝到马放屁，以致最后排出粪便，马的性命也就保住了。
这种疗法使我救活过几匹濒于死亡的马，在当地稍稍出了点儿名，于是常有老乡牵着牲畜远道过来向我求医，这使得我有了更多的实践机会，自然也遇到经常引发思考研究的疑难杂症。如一匹高大的母马，因罹患不孕症，长期注射激素，最后竟诱发卵巢癌而死；另一匹怀孕的母马，由于腹部被鞍带磨破，久不收口，最后在伤口处长出一个脸盆大小的恶性血管瘤。
这两个罕见的病例，使我感到肿瘤的发生似乎和体内的某种内在因素有关，于是萌发了对肿瘤研究的兴趣。母马、不孕、怀孕、激素治疗、久不收口的外伤……这些问题终日缠绕在我的脑海中。我慢慢悟出了其中的内在关联，认为是内分泌紊乱诱发了肿瘤的发生。一天夜里，我给马添完草料后，便将马灯放在马厩的一个土坯桌上，在一叠发黄的糙纸上，写下了我一生中的第一篇论文，记得题目是《癌发生的本质——内分泌紊乱》。
我抄写了两份，一份寄给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吴桓兴院长，一份寄给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的病理学专家李铭新教授。一个月后，先后收到了他们的回信。我欣喜若狂，一遍一遍地读着他们的信，内容都是鼓励我的，认为我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癌变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内分泌紊乱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不管怎么说，在茫茫的大草原，在马棚里的油灯下，在给马治病的六柱架旁，我迈出了自己一生中研究癌症的第一步。
走上了学习中医之路
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我从内蒙古回到北京，闲待在家中等待分配。一天下午，我在一条胡同里发现有十几个人排成一队，有的人拿着板凳，看来他们要长时间待在那里，出于好奇，我便去打听，原来他们是在挂一位老中医的号。
这是一个街道办的诊所，老中医已有80余岁，每天只看20个病人。他擅长治疗肿瘤，用药的剂量很轻，却能使有的患者肿瘤消掉。于是病人之间一传十、十传百，为了挂到他的号，常常要排一夜的队。我对这位老中医产生几分神秘感，他或许掌握了治疗肿瘤的诀窍，他一定有不少治疗肿瘤的秘方，我应当设法把这种医术学到手。
那时正值严冬季节，第二天早上我便披着一件棉大衣，混在门诊部外的病人中，眼光却从窗外斜射进去，紧紧盯着老中医的处方，然后把所开的中药一一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他用药很轻，大都在一二钱左右，有的药只用几分。他治疗肿瘤似乎重在调气，吃完他的药，病人初觉刺痛，这是气冲病灶。吃过几服药后，病人又会出现打嗝矢气，这是病有转机之兆。在这位老中医看来，肿瘤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气郁，病人往往因生一口气，使气郁在了身体的某部，日积月累便形成了中医所说的气滞血瘀、湿毒交织的病灶，所以那位老中医治疗肿瘤的根本之法便是理气。
我夹在病人中抄录药方的事最终被诊所的负责人发现了，但当她得知我是个有志攻癌的青年时，并没有赶我走。在她的帮助下，我有了坐在老中医旁边的权利。大概世上有本事的人都脾气大，性格古怪。这位老中医从不和我说话，也不与病人交谈，除了问一下患者的名字，便不再进一步询问，只是按住脉，两眼微闭，然后说出病人的一大堆症状，当看到病人惊奇地点头后，他开始专心开处方。这时我便伸过一只手，乘机按住病人的脉，将我的体会写在自己的本子上。老中医的字写得很慢，歪歪扭扭近乎难看，但是药却常常能达到四两拔千斤的效果。
那时我白天没事，常到门诊见习，晚上回到家中，便结合所能买到的书籍研究思考，试图发现其中的奥妙。后来我还通过各种关系，跟着阎卓如、郁仁存、张东瀛等名老中医学习。1977年，在“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年近30的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结束了那段“漂泊”却又是值得回忆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