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张英栋先生发表的《有邪才病，治病当攻邪》一文，尽管是为了阐发金元著名医学家张从正的论点和纠正时弊的喜补畏攻而作，但是由于张子和“治病当论药攻，养生当论食补”学术见解本身的局限，以及作者对于“虚实不足凭”的表述难以被大家普遍接受，就引起不同学者的商榷。5月26日刘世锋、王树文先生刊登了《精气夺则虚，无邪人亦病——兼与张英栋先生商榷》的文章，强调“中医治病并非只有攻邪一途，而是补益与祛邪二法皆不可偏废，重在谨守病机，辨证调治。这主要是与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有关。”5月27日，张英栋先生作《补虚为复正，虚人可攻邪》一文进行答辩。一来二往，再三解说，学术争鸣，观者获益。
笔者认为，“邪正攻补”属于中医的基本理论，对这个问题的阐发，又关系到金元医学的传承，所以值得进一步探索，以利于有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就有关问题补充阐述如下，以就正于海内同道。
邪由正来，非时失位即为邪
邪是一个与正相对而言的名词，邪都是因为“不正”而产生的。《论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席不正不食”；《左传·隐公十一年》说：“政以治民，刑以正邪”，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中医说邪气是致病的因素，主要有外来的邪气和内生的邪气。而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邪气，都是由正气转化而来。比如“六淫之邪”，是从“六气”转化而来，只是因为时间、季节不对，风寒暑湿燥火出现在不该出现的节气里，造成了“至而太过”，或者“未至而至”，“六气”因为来的“非其时”，就变成了“六淫”邪气。“淫”就是太过分的意思。这也是在当时看来过分，而在其他时间里不过分的气候。由此可以看出，六气“非其时则为邪”。
内生的致病因素，水湿、痰饮、瘀血、气滞，都曾经是正气的一部分，由于停在了不应该停的部位，因而成了致病的邪气；浊气不降，清气不升，都是邪气，因为它们本来不该处在这样的位置上。
笔者曾经参与李佃贵教授主持的“浊毒证研究”，我们提出的“自然物质浊毒化”，就是为了说明浊毒作为邪气的来源，它既可以由外界进入人体，也可以从人体内部滋生。
邪随正去，转化胜于攻逐
邪气是正气错位产生的，这就决定了邪气不可能完全被攻逐干净的命题。也就是说，“攻邪医病”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救急措施。尽管攻逐邪气可以救急，但是它只是治标的一项措施，不可过用、常用，常用的应该是扶正固本。
现在大家都知道传染病的病因是病原微生物，其实，这个看法不正确。微生物无论是病毒、细菌、还是霉菌、衣原体、原虫，它们出现在地球上的历史远比人类悠久得多。尽管很多灾难性的传染病造成了人类的大量死亡，但是，人类毕竟逐渐进化强大起来，已经基本摆脱了传染病的威胁。环境里的微生物必将与我们人类长期共存下去，并且为人类提供很多有益的物质，即使是很强致病力的微生物，也可以作为增强体质的疫苗而被人类利用。
按照中医治病的智慧，邪气不是被完全驱赶出去，与人完全隔绝起来，而是被转化成正气而加以利用。比如，寒邪外袭引起发热，可以唤起人体的阳气抗击邪气形成表证，通过解表不仅去除了寒邪，而且增强了正气。寒邪入里之后，还会化热，不再伤人的阳气，已经不需要用热药治疗了，而是需要缓解过于亢奋的抗邪反应，保护受损的阴液了。
水湿、痰饮除了攻逐出体外的权宜之计，还可以转化它们，“与邪气讲和”使它们再次变成人体需要的可代谢的津液流动起来；瘀血通过“活血化瘀”而再进入循环，成为再利用的“环保物质”；气滞经过“理气行滞”而活化出功能。
这种由邪转化为正的过程，正是中医学博大精深大智慧的体现。
正气有阴阳，顾护是根本
“攻邪医病”，或者“攻邪已病”，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体的正气。正气不仅仅是阳气、卫气，而是整个生命的整体机能，也就是生命的自组织能力。
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是建立在形体完整性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阴阳和谐、形神兼备、五脏和谐、经络畅通、气血流畅、阴精充足的基础之上的。
人体发病之后，人的这些正气的组成部分，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影响，医生的责任就是要帮助患者恢复正气，“驱邪”“攻邪”是治病的一部分，并且必须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因为病情的发展变化而随时调整，做到“药随证变”、“辨证论治”。中医治病的大法不止汗吐下，而是还有温、清、消、补、和、调等，攻法有其执坚披锐、见效快捷的长处，也有容易伤正的弊端，不应作为基本法则动辄即用。
当然，任何一种治法皆有其利弊，如果脓已成，大积大聚，昏谵惊狂而不攻逐难以缓解病情的时候，就不可畏惧攻逐而只知道“扶正补虚”，这样就会错过救治的时机，成为“杀人不用刀”的庸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