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八纲为基础理论之方证，既涵方药，亦涵相适应的证，既有理，亦有法；每一个方证都是经过几代、几十代反复实践验证取得的经验总结。
●方证对应长期应用的经验，产生了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而六经辨证理论的形成，则更能正确指导辨方证，求得方证对应。
●方证对应不是简单的方和证的“对号”，而是涵盖了方与证、药与病情的严格对应，即寒、热、虚、实、表、里等的对应。
●中医所有的辨证方法和理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方证对应；方证对应是中医所有辨证方法的尖端。
近来对“方证对应”的讨论很多，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经方提供了思路。但也存在一些不当的认识，如有人谓：“方证对应即对号入座”，即只根据《伤寒论》原文机械低级套用，此皆是未读或未读懂《伤寒论》实质所致。笔者认为，方证对应的基础理论是八纲，人们对方证对应的长期应用产生了六经辨证；方证对应有着丰富的科学内涵，不仅指方药与证的对应，还体现在方药用量、煎服法与病情的对应；无论是经方派，还是时方派，最终都要把辨证论治落实到方证对应，因此，方证对应是中医所有辨证方法的尖端。
方证对应以八纲为基础理论
方证对应，是经方长期临床以方证治病过程中产生的愈病理念。《伤寒论》的主要内容是讲方证对应，宋代高保衡、孙奇、林亿等在宋刻《伤寒论》序中写到：“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本草之经”，道明了《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伤寒论》一脉相承，即《伤寒论》的方证，包括单方方证和复方方证，是由《神农本草经》的单方方证及《汤液经法》的单复方方证发展而来。
方证体现了八纲辨证，从《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伤寒论》看，可知经方的每一方证，不同于一般的方剂，它既代表了该方药物的组成，亦包括了该方的适应证候。更值得注意的是，标明方药功用性能者为“本草石之寒温”，即以八纲为基础理论。标明证候特点、病位者为“量疾病之浅深”，亦以八纲为理论。经方实践者通过临床反复观察，把有效方证记录下来，每一个方证都是经过几代、几十代反复实践、反复验证取得的经验总结，其科学性通过了历史的考验。可知方证之方，是经历史考验之方，证是经历史考证之证，方证既涵方药，亦涵相适应的证，既有理，亦有法，故吉益东洞在《方极》自序中云：“夫仲景之为方也有法，方证相对也。”对“法”的概念，胡希恕先生解释到：“所谓法者，别阴阳、明六经、辨证辨脉、适宜的制裁方药之谓”。由此可知，方证对应有其深刻的科学内涵。
方证对应的长期应用
产生了六经辨证
胡希恕先生明确提出：“《伤寒论》的六经来自八纲”。八纲怎样发展成六经？半表半里是产生六经的关键。考证《神农本草经》、《汉书·艺文志》、《伤寒论》可见确切轨迹。半表半里概念仍是八纲概念，产生于《伤寒论》，如第97条：“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第147条：“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阳)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第148条：“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仔细读这些条文，可知汉代经方家从应用方证对应实践中，先认识到病在表不解，多传于里；渐渐又认识到病在表不解，尚有不少由表传于半表半里者，这是与汉前的经方家认识的主要不同，即汉前《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的病位概念只有表和里理念，即“量疾病之浅深”，即病不在表，则在里；发展至东汉，由于应用方证对应的经验而体会到病位还有半表半里。
对此，杨绍伊以特殊考证表明：以上有关半表半里诸条文，在汉前的《汤液经法》中尚无记载，恰是张仲景及其弟子论广后加入的(见《解读伊尹汤液经》)，这说明，经方医学，自神农时代至东汉，在应用方证对应治病过程中，起始用八纲辨证，其病位(量疾病之浅深)只有表和里，渐渐认识到表里之间还有半表半里，这样病位由二变为三，因而由八纲辨证发展为六经辨证。因此，可以说，是方证对应长期应用的经验，产生了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而六经辨证理论的形成，则更能正确指导辨方证，求得方证对应。而经方治病是先辨六经、八纲，继辨方证，求得方证对应而治愈疾病，故其理既涵八纲，又括六经。
方证对应非简单的“对号入座”
方药与证的对应
其实《伤寒论》397条(法)、112方证，加上《金匱要略》约合260余方证，都是在讲方证对应之道。每个方证的应用，都是长期临床实验观察记录，有的是记录方证对应而治愈疾病者，如《伤寒论》第54条“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亦有的是记录方证不对应而无效，改用其他方药者，如第28条：“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第26条：“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等等。众多的条文都是记录临床实验总结，记录凡是方证对应者皆有效，凡不是方证对应者皆无效，而进一步辨证用药求得方证对应而治愈疾病。
仲景书所载260余方证是临床实验记录，但要知这只是医学的阶段总结，只是所示凡例，按图索骥虽亦能取效，但临床病情多变，其用方药亦必随着变化，以求方证对应。《伤寒论》有不少记载，临床症状很相似，治疗却用不同的方药，如第23条和第27条都见“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但前者尚见“身必痒”而用桂枝麻黄各半汤，而后者因见“脉微弱”而用桂枝二越婢一汤。
由于临床症状的多变，其适应方药亦多变，亦因此产生了六经辨证，以更正确指导辨方证。许多经方临床家多遵六经辨证、辨方证之道，临床治病，或用《伤寒论》原方、或用合方、或用原方加减，是在力求方证对应治愈疾病。如不顾临床症状变化，简单机械套用《伤寒论》原方不加减，是达不到方证对应的。故胡希恕先生深切体悟到：经方的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
药量与病情对应
方证对应还体现在必须药量与病情对应。近日治一患者刘某，男，65岁，2010年11月13日初诊。双膝关节痛，左膝为重，无四逆，口中和，无汗出，多年耳鸣，大便日2行，苔白根腻，脉细弦。六经辨证为少阴太阴合病，辨方证为桂枝加苓术附汤方证，初诊川附子用10克，服一周未见变化，二诊川附子用15克，服一周仍未见变化；三诊增川附子18克、四诊增川附子为25克，皆无明显变化，当五诊川附子用30克时，则关节痛全然消失。此治验使笔者进一步认识到方证对应的科学内涵。初诊、二诊、三诊、四诊可以说辨六经、辨方证是正确的，但治疗无效，是因附子用量不足，即虚实不对应，不能恰好适应病情，即未达到方证对应，当附子用至30克，恰好与病情相合，即达到方证对应，故使病愈。
类似治验在临床屡见不鲜，实际历代前辈有深刻体会，此在《伤寒论》亦有详细说明。如第225条“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用药：甘草炙，二两，干姜一两半，附子生用，去皮，破八片，一枚；第317条“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用药：甘草炙，二两，干姜三两，强人可四两，附子生用，去皮，破八片，大者一枚。上述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的药味组成是相同的，但却用了两个不同的方名，这是因适应证不同，通脉四逆汤比四逆汤病情更重，即更虚寒，故附子、干姜用量皆大。
煎服法与病情对应
《伤寒论》的煎服法，亦体现了方证对应丰富的科学内涵，如桂枝汤的煎服法：“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 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如此详细的煎服法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很显然是在表明，临床根据症状辨明了桂枝汤方证，但适用的剂量和方法必须恰到好处。
综上所述，方证对应不是简单的方和证的“对号”，而是涵盖了方与证、药与病情的严格对应，即寒、热、虚、实、表、里等的对应，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
方证对应是辨证论治的尖端
一些药物不良反应事件，从反面验证方证对应的科学性。20世纪90年代日本发生的“小柴胡汤副作用死亡事件”，为我们提供了血的教训：让没有小柴胡汤方证的人，服用小柴胡汤，造成188例间质性肺炎，死亡了22人。这件事有力说明，经方治病根据症状反应用药，有是证用是方，必是方证对应才能愈病，不对应者，不但无效，而且有害。又如清开灵频发输液反应，当思其药物组成属清阳明里热者，如用于表不解者则引邪入里则会产生严重反应，等等。
这里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不但是经方以六经辨证治病如此，中医辨证有八纲、气血津液、脏腑经络、卫气营血、三焦、病因等诸多辨证方法和理论，但其核心，皆离不开一个“证”字。辨证论治必须达到的最终目的，则要落实到一个“治”字，而治愈疾病必是药与证对应恰到好处，如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即达到方证相对。无论是经方派，还是时方派，最终都要把辨证论治落实到“方证相对”。“证候→方药”乃是中医所有辨证方法的最终目的，换言之，方证对应是中医所有辨证方法的尖端。虽然对于同一证候组合，“经方派”和“时方派”所选择的方药并不相同，但如果治病有效，则必是用药对应证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