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人民长期生活在武陵山脉为中心的祖国腹地。在历史上这里交通不便，地域封闭，民族聚居相对稳定，药草资源非常丰富，具有发展传统医药的优越条件。土家族自称“毕兹卡”，乃“本地人”的意思。从文化传承而言，除了显著的民族文化特征以外，这里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交汇之地，民族医药同样带有多元文化的色彩。
土家族医药的发掘整理是从20世纪80年代全面展开的。此前，当地有些药匠或医药爱好者总结、收集了不少土家族医疗经验和草药验方，也从外地传人了少量中医、针灸、推拿的方书手抄本。1985年以后，湖南湘西州民族医药研究所对土家族医药进行了系统的发掘整理，调查了湘、鄂、川(渝)、黔四省边区27个土家族居住较为集中的县市，特别是对土家族集聚的酉水流域和清江流域作了重点考察。湖北恩施地区、重庆黔江地区、贵州铜仁地区也做了不少类似的工作。后来编写出版的《土家族医药学》、《土家族医药史》、 《土家族医药学概论》等著作，都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我强调指出这一点有三层意思：第一，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全国民族医药发掘整理工作是由上级号召、地方承办，由下而上从广泛的田野调查开始的，它们收集的资料具有原创性、真实性和原生态特点。第二，这件工作大多是本民族具有一定汉文水平的研究人员和当地干部操作的，他们热爱民族医药，没有语言障碍，工作认真细致，直接问道于“药匠”和老农，完全属于自主研究。大家知道，国际上人类学、民族学形成的早期，带有相当浓厚的殖民色彩。虽然其中不乏真正的学者，但确有一些人带着殖民者对野蛮人的猎奇心情，以探险家对异国宝藏的窥探眼光从事掠夺性的发掘。直到今天，我们还须提醒大家，发掘整理民族传统医药首先要尊重民族文化，依靠少数民族人民和民族医生包括民间医生，承认它们是民族医药文化的创造者、拥有者和继承者，是保护、利用、研究、开发民族医药的主角。，第三，要总结并接受现代中医药发展和中西医结合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分清“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自我研究”和“他者研究”的区别，防止主体错位，喧宾夺主，肢解整体，丢失特色。
土家族医药发掘整理工作的深入发展和临床能力的逐步恢复，必然引发对药物学和方剂学的研究。土家“药匠”把单方验方都叫“方子”，方子好比零散的砖瓦，方剂学可是构架谨严的房子。从民间单方验方的收集、归类到方剂学的出现，是一个理性思维和理论构架的过程。近20年来，湘、鄂、渝、黔地区收集了近万首土家医的方子。彭芳胜等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编成了《土家医方剂学》一书。《土家医方剂学》的编著是一项总结性加创造性的工作，土家药匠把药物作用分．为败毒药、表药、赶气药、赶风药、赶火药、赶食药、消水药、下药、止咳药、喜药、隔喜药、打伤药、打虫药、火疤药、蛇药等20多类，或分“三十六血”、 “三十六蜈蚣”、“七十二七”、“七十二还阳”、“七十二参”、“七十二莲”、“七十二风”若干大类，总结了20多种用药方法和10多种药物剂型，把治法概括为“表、散、清、败、赶、攻、止、调、提、补”10法(也有归纳为汗、泻、赶、止、补、温、清7法的)，从众多的方剂中提炼出组成方子的四大要素即“主、帮、客、信”，略同于中医方剂学的君臣佐使，主药为君，帮药如臣，客药有两种意义，一是克制主药的过火，二是治疗与主病无关的兼病。信药如使，包括药引子在内，于是，药分成类，对应于症(与西医的病和中医的证均有所不同)，治症有法，最后疏理出组方原则和各类方剂，形成一条环环紧扣的学术之链。《土家医方剂学》的编著是相当严谨的，例如每方均有出处，言之有据，便于溯源查检。功效和主治的表述切实具体，较有民族医药的特色，“解析”是编者的着力之处，其中有很多土家医医理的概括和临证经验的发挥，这一点应与编者丰富的临床经验有关，也反映了这些方剂现实的生命力。主编彭芳胜认为：“在编著过程中最大难点是大多数方剂无方名、无功效、无解析，有些方子难以用汉文表述，只好采用中医术语加以记载，其编写体例，也参照现行的《中医方剂学》进行编纂。”彭芳胜无奈地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编者的最大苦衷。”这实际上反映了编者做学问的认真和艰辛，也反映了编者清醒谦和的自我品评，说明民族医药的发展越往前行，会碰到许多新的、更高层次的困难和问题，更需要有一种驾驭学术发展全局的能力，坚持原旨，埋头苦干；高瞻远瞩，不断创新。现在，土家医药学’既有医学史和医学概论，又有了方剂学，无疑是学术发展的一大进步，为临床和教学提供了更好的基础，标志着土家医药学的继承发展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时代继续前进，学问未有尽期，同道仍需努力，土家族医药学的发掘整理只能说初具规模，辉煌的学术殿堂尚待我们精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