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是中国传统补药，明清时主产于东北。当时“闯关东”到东北采参的人非常多，以致清廷规定采参人要领取“参引”，凭证进山，控制收采。但社会对人参需求量很大，清李绂《人参考》说：“今世好服人参，京师尤甚，价倍兼金，愚者破家买服。”后来过度收采导致东北人参产量锐减，才使高丽人参借机流入中国填补需求。
广东是不产人参的。但黄遵宪《日本国志》记载日本“禁广东人参进口，曾焚四百五十斤参于商馆门外”。这是怎么回事呢？日本人开始也不知道，原昌克说：“世有称广东人参者，往年官禁不许市卖，盖以其非参类也。近禁渐开，得货之人多贵重之，以为胜韩种人参。”（《丛桂偶记》）他拿去请教在日本的荷兰医生，“皆不识之，只指广东人参曰‘亚墨利加’”，听来不知所云，他怀疑是在南方生长形似人参的三七。其实荷兰医生给他“贴示”了，只是他没听懂。另一个西洋医生说得清楚：“贵邦称广东人参者，原出北亚墨利加玉儿，古西土谓之亚墨利加人参。我曹得而致之广东。”（《痘科辨要》）北亚墨利加即北美洲，而广东人参，其实是西洋参，又叫花旗参。
西洋参完全是外国人为了赚中国银子而开发出来的。1701年，有个法国传教士见中国人参这么好卖，专门去东北考察，详细绘图，寄回国内，并推测经纬度和环境与东北相近的加拿大可能会有此植物。法国人拿着图去那里给印第安人看，果然找到了，于是大量收购，转卖到中国。由于销路好，使得北美出现一股“挖参热”。西洋参大量入口到广东，当时广东人以为产自佛兰西（法国），叫它“佛兰参”。日本又从广东进口，因“此药广东人甚贵重之，以货换之，再转鬻我邦，故邦人谓之广东人参”。
实际上西洋参与中国人参只是形似，并非同种，所以一经使用，就发现两者功效不同。《本草备要》说西洋参“补性轻，降性重”，“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它与人参的区别，清末广东小说家吴研人的《近代社会龌龊史》中有个例子可以说明。书中龙中丞女儿得病，医生开了吉林人参为主的十全大补汤，然而吃药后病人“脸色转红，上下唇焦黑，闭着眼睛，有出气没进气的乱喘”，后来另一个医生“叫人快取生萝卜、生葱捣了汁来灌下去”，“用萝卜解了人参，生葱破了肉桂”，病人这才好转，然后“又喝了点西洋参，觉得神气略清”。同样是参，效果大不一样。一般来说吉林参偏燥，而西洋参清凉，更适合于“虚不受补”者以及南方炎热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