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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未到过广西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大型综合性本草典籍,系统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学成就。该书的撰写来源,在王世贞为《本草纲目》写的序中曾述“渔猎百家,搜罗百氏”,而后世顾景星的《李时珍传》亦有李时珍“搜辑百氏,采访四方”的记载,两者均说明李时珍撰写过程中曾有非常广泛的外出寻药活动。而对于李时珍的出寻范围并没有直接记载,现今能看到的有关李时珍采药活动范围记载,均为后人猜测或依记载而推测,如《李时珍大传》及一些科普类著作中均可得见。广西位处我国西南边疆,地形多为山地丘陵,为热带、亚热带气候,是药材生长的重要产地,因此《本草纲目》有众多产自广西的药物记载。考证李时珍是否到过广西,可增加对《本草纲目》成书背景的了解,并可得知明朝医药发展的基本情况。
 
金花茶考
 
金花茶为山茶花的一个品种。《本草纲目》记载“山茶产南方……深冬开花,红瓣黄蕊”。对其花色的描述仅为“红瓣黄蕊”,而金花茶花色金黄,有可能李时珍当时并没看到金花茶。而后李时珍在“集解”中又引用《格古要论》“异木”门中关于山茶花的记载:“花有数种……或云亦有黄色者”,由“或云有”中可以初步推断金花茶当时为人所知甚少。
 
孟原召考据认为,曹昭版的《格古要论》成书在1388年,而王佐增补版《格古要论》增校于1456~1459年间,关于“异木”门,王佐本将曹昭本的“异木论”中竹条目单独列出增补为一论,分为“异木论”和“竹论”,说明比《本草纲目》至少早190年的《格古要论》就已关注金花茶。陈如钧认为南宋徐致中的《山茶》是最早关于金花茶的记载,其诗《山茶》中有:“黄香开最早,与菊为辈朋”,而其中的“黄香”被认为是金花茶,也说明金花茶开花期与菊花相同,且比其他山茶花早。现代对岭南山茶花类群的调查分析,发现金花茶花期主要在11月到翌年3月间,早于其他品种的山茶花花期,其花期也与菊花相近,印证了“黄香”为金花茶。
 
从《山茶》中可知南宋已知晓金花茶的花期,说明金花茶在当时已有一定的研究。但从这以后金花茶就淹没在历史中,少见于记载,偶尔记载亦是以未见为憾或其记载的非金花茶。如曹昭版《格古要论》、王佐增补版《格古要论》均以未见为憾。成书于1587年的王世懋《学圃杂疏》记载有“黄山茶、白山茶、红白茶梅皆九月开。二山茶花大而多韵,亦茶中之贵品”,其中记载的“黄山茶”其花期为九月,按照古今历法对照,非今日金花茶的最早花期11月。《明史》记载王世懋为“太仓人”,曾任“南京礼部主事。历陕西、福建提学副使,再迁太常少卿”,其活动范围可能有今安徽省,因此其记载的“黄山茶”可能为安徽省黄山地区的山茶,非为金花茶。比李时珍稍晚的生于1628~1644年吴彦匡著的《花史》,亦有对山茶花各品种作了详细记载,包括玉鳞茶、笔管茶、水红茶、宝珠茶、五魁茶5种山茶,但无黄色山茶描述,推测其年代金花茶难寻,以至未能收录。直至1933年7月29日,左景烈第一次在广西采到金黄色山茶的标本;l960年,胡先肃确认在广西采集到的金黄色的山茶科植物标本,是山茶科的新品种,并在1965年正式命名为“金花茶”,至此金花茶才广为人知。
 
当代研究发现,我国金花茶主要分布在广西西南部的县市,分布较为局限;另一方面金花茶对热量要求较高且不耐阳光直射,对生长环境要求严格。因此,仅在广西西南部一带才是金花茶的分布区域,而李时珍引用《格古要论》的“或云亦有”记载,说明其药物考察并没有到达过广西西南部。
 
秦龟考
 
本草纲目》记载有:“山龟……观此则秦龟是山龟,蟕是泽龟,与尔雅山龟、泽龟、水龟相合。盖一种二类,故其占卜、入药、饰器,功用尤同。”其中指出“秦龟”即为“山龟”,并将龟属动物分为山龟与泽龟两种。对此,赵肯堂认为李时珍所述的秦龟可能是现代的陆龟。而今山龟是陆龟的别称。我国目前发现的陆龟科动物有三种,分别为凹甲陆龟、缅甸陆龟、四爪陆龟。据周婷考查认为凹甲陆龟存在于广西、海南、湖南、云南地区;缅甸陆龟仅分布于广西地区,近几年有在云南被发现的记录;四爪陆龟仅发现于新疆地区,说明广西地区是存在有两种陆龟,而李时珍仅记录为一种陆龟,从李时珍细致描叙以资分辨的写作思维,若发现两种陆龟,其会分而述之,而李时珍并未将秦龟分而述之是因其并未到过广西考察。
 
黄羊考
 
本草纲目》记载有“时珍曰:羊腹带黄,故名。或云幼稚日黄,此羊肥小故也……出南方桂林者,则深褐色,黑脊白斑,与鹿相近也”。据高中信研究黄羊分布的历史变迁,认为黄羊主要栖息于蒙古草原地区,最南分布界限接近于黄河北部地区,从中可以认为桂林无黄羊,而李时珍对于桂林黄羊的记载可能是错误的。赵肯堂曾根据黄羊的生活地域,亦指出李时珍在此处记载的“出南方桂林者”的黄羊非黄羊,实为青羊。
 
青羊体较窄,健壮,脚细,较高,灰棕褐色,耳内白色,下喉有一块白色大斑,常成群在悬岩上活动,灵敏善跑,在广西各地山区有产,以大新、龙州较多。从中可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描述的“黄羊”为“青羊”。另一方面,邓敏杰考察明代的行政区域,明代桂林府下辖今桂林市县及龙胜、灵川、兴安、永福、荔浦、金秀等县地。与今广西青羊繁育大区大新、龙州地区不重合,这可能是李时珍作药物考察时并未到达广西大新、龙州地区所致,可能是“搜罗百氏”采用来自“桂林”地域者的说辞所致。
 
三七
 
本草纲目》曾被认为是第一部记载三七的药学典籍,有部分学者借此认为李时珍到达过广西考察,但该种说法并不准确,从《本草纲目》描述的文字可以窥得一二。《本草纲目》有关三七形态的描述为:“时珍曰:生广西、南丹诸州番峒深山中,采根曝干,黄黑色,团结者,状略似白及;长者,如老干地黄,有节,味微甘而苦,颇似人参之味”,仅描述三七根干体的性状,无鲜株的描述,对比《本草纲目》其他植物药均有鲜株的描述,可初步判断李时珍可能未见到三七鲜株。《本草纲目》关于三七的“集解”中亦有刘寄奴属的描述,“近传一种草……云是三七,而根大如牛蒡根,与南中来者不类,恐是刘寄奴之属,甚易繁衍”,通过描述与三七具有相同功效的刘寄奴的鲜株情况,是未见活株三七情况下的一种排除刘寄奴而鉴别三七的方法。文中用“甚易繁衍”来说明刘寄奴种植容易,从侧面对比说明三七种植不易,其时代可能出现过三七异地栽培的尝试,但可能出现失败,以至于只能从广西、南丹地区获取。
 
三七生长在冬暖夏凉、潮湿的特定环境中,适应能力差,因此三七只生长于云南文山州及广西靖西等很小的地理范围内。三七对生长环境要求严格是造成三七移栽困难的主要原因,这也可能是李时珍没有记录到活株三七的原因。三七的“释名”中,出现“盖恐不然”“或云”两个语气词,前者是对“彼人言其叶左三右四,故名三七”的讲法持怀疑态度,后者是对“谓其能合金创,如漆粘物也”三七功效的类比说法的商榷,而前者是对三七形态的一种怀疑态度,如若李时珍到达过当地考察,其对于药材的基本形态的说法是不会持怀疑态度的。
 
章静通过考据发现,在李时珍记载三七前,三七已被部分医家所记载,并在局部流传使用;明朝各地的商贸活动也促进了三七的流通;并且经常爆发局部战争的西南地区,也为三七的使用开发提供了条件。因此李时珍当时可能是采访来自广西、南丹等地域的医药者,并通过其从中带回的干体三七而描绘记录。
 
通过对四味中药的考据,笔者认为李时珍的药物考察活动并没有到达广西。那他关于产自广西的药物的记载又是来源于何处?
 
《李时珍传》里有“世孝友,以医为业”,说明李时珍生自医药世家,是为他学习医术、撰写医药著作的源头。李时珍“三试于乡不售”,而“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窥,善医,即以医自居”,说明李时珍为学医而广泛阅读长达十年之久。因治愈楚王儿子的疾病,“聘为奉祠,掌良医所事”。据谢敬考证当时明代藩府有藏书的传统,作为楚王的“奉祠”,李时珍有机会接触到藩府的丰富藏书,其中藏书可成为其后来书写的来源之一。后李时珍更被推荐“授予太医判”,更是接触到太医院丰富的医书,这也成为他广泛收集医药知识的来源之一。在《本草纲目》序中记载“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亦说明李时珍为撰写《本草纲目》用时之久,考察书目之多。其中有关广西产药物的记载可能在这期间被李时珍查阅到,因而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当时明朝疆域广袤,交通不易,阻碍了李时珍实地考察,关于广西产药物的记载难免会出现不足,但不影响到《本草纲目》的价值。(黄宝特 姜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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