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大型综合性本草典籍，系统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学成就。该书的撰写来源，在王世贞为《本草纲目》写的序中曾述“渔猎百家，搜罗百氏”，而后世顾景星的《李时珍传》亦有李时珍“搜辑百氏，采访四方”的记载，两者均说明李时珍撰写过程中曾有非常广泛的外出寻药活动。而对于李时珍的出寻范围并没有直接记载，现今能看到的有关李时珍采药活动范围记载，均为后人猜测或依记载而推测，如《李时珍大传》及一些科普类著作中均可得见。广西位处我国西南边疆，地形多为山地丘陵，为热带、亚热带气候，是药材生长的重要产地，因此《本草纲目》有众多产自广西的药物记载。考证李时珍是否到过广西，可增加对《本草纲目》成书背景的了解，并可得知明朝医药发展的基本情况。
金花茶考
金花茶为山茶花的一个品种。《本草纲目》记载“山茶产南方……深冬开花，红瓣黄蕊”。对其花色的描述仅为“红瓣黄蕊”，而金花茶花色金黄，有可能李时珍当时并没看到金花茶。而后李时珍在“集解”中又引用《格古要论》“异木”门中关于山茶花的记载：“花有数种……或云亦有黄色者”，由“或云有”中可以初步推断金花茶当时为人所知甚少。
孟原召考据认为，曹昭版的《格古要论》成书在1388年，而王佐增补版《格古要论》增校于1456~1459年间，关于“异木”门，王佐本将曹昭本的“异木论”中竹条目单独列出增补为一论，分为“异木论”和“竹论”，说明比《本草纲目》至少早190年的《格古要论》就已关注金花茶。陈如钧认为南宋徐致中的《山茶》是最早关于金花茶的记载，其诗《山茶》中有：“黄香开最早，与菊为辈朋”，而其中的“黄香”被认为是金花茶，也说明金花茶开花期与菊花相同，且比其他山茶花早。现代对岭南山茶花类群的调查分析，发现金花茶花期主要在11月到翌年3月间，早于其他品种的山茶花花期，其花期也与菊花相近，印证了“黄香”为金花茶。
从《山茶》中可知南宋已知晓金花茶的花期，说明金花茶在当时已有一定的研究。但从这以后金花茶就淹没在历史中，少见于记载，偶尔记载亦是以未见为憾或其记载的非金花茶。如曹昭版《格古要论》、王佐增补版《格古要论》均以未见为憾。成书于1587年的王世懋《学圃杂疏》记载有“黄山茶、白山茶、红白茶梅皆九月开。二山茶花大而多韵，亦茶中之贵品”，其中记载的“黄山茶”其花期为九月，按照古今历法对照，非今日金花茶的最早花期11月。《明史》记载王世懋为“太仓人”，曾任“南京礼部主事。历陕西、福建提学副使，再迁太常少卿”，其活动范围可能有今安徽省，因此其记载的“黄山茶”可能为安徽省黄山地区的山茶，非为金花茶。比李时珍稍晚的生于1628～1644年吴彦匡著的《花史》，亦有对山茶花各品种作了详细记载，包括玉鳞茶、笔管茶、水红茶、宝珠茶、五魁茶5种山茶，但无黄色山茶描述，推测其年代金花茶难寻，以至未能收录。直至1933年7月29日，左景烈第一次在广西采到金黄色山茶的标本；l960年，胡先肃确认在广西采集到的金黄色的山茶科植物标本，是山茶科的新品种，并在1965年正式命名为“金花茶”，至此金花茶才广为人知。
当代研究发现，我国金花茶主要分布在广西西南部的县市，分布较为局限；另一方面金花茶对热量要求较高且不耐阳光直射，对生长环境要求严格。因此，仅在广西西南部一带才是金花茶的分布区域，而李时珍引用《格古要论》的“或云亦有”记载，说明其药物考察并没有到达过广西西南部。
秦龟考
《本草纲目》记载有：“山龟……观此则秦龟是山龟，蟕是泽龟，与尔雅山龟、泽龟、水龟相合。盖一种二类，故其占卜、入药、饰器，功用尤同。”其中指出“秦龟”即为“山龟”，并将龟属动物分为山龟与泽龟两种。对此，赵肯堂认为李时珍所述的秦龟可能是现代的陆龟。而今山龟是陆龟的别称。我国目前发现的陆龟科动物有三种，分别为凹甲陆龟、缅甸陆龟、四爪陆龟。据周婷考查认为凹甲陆龟存在于广西、海南、湖南、云南地区；缅甸陆龟仅分布于广西地区，近几年有在云南被发现的记录；四爪陆龟仅发现于新疆地区，说明广西地区是存在有两种陆龟，而李时珍仅记录为一种陆龟，从李时珍细致描叙以资分辨的写作思维，若发现两种陆龟，其会分而述之，而李时珍并未将秦龟分而述之是因其并未到过广西考察。
黄羊考
《本草纲目》记载有“时珍曰：羊腹带黄，故名。或云幼稚日黄，此羊肥小故也……出南方桂林者，则深褐色，黑脊白斑，与鹿相近也”。据高中信研究黄羊分布的历史变迁，认为黄羊主要栖息于蒙古草原地区，最南分布界限接近于黄河北部地区，从中可以认为桂林无黄羊，而李时珍对于桂林黄羊的记载可能是错误的。赵肯堂曾根据黄羊的生活地域，亦指出李时珍在此处记载的“出南方桂林者”的黄羊非黄羊，实为青羊。
青羊体较窄，健壮，脚细，较高，灰棕褐色，耳内白色，下喉有一块白色大斑，常成群在悬岩上活动，灵敏善跑，在广西各地山区有产，以大新、龙州较多。从中可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描述的“黄羊”为“青羊”。另一方面，邓敏杰考察明代的行政区域，明代桂林府下辖今桂林市县及龙胜、灵川、兴安、永福、荔浦、金秀等县地。与今广西青羊繁育大区大新、龙州地区不重合，这可能是李时珍作药物考察时并未到达广西大新、龙州地区所致，可能是“搜罗百氏”采用来自“桂林”地域者的说辞所致。
三七考
《本草纲目》曾被认为是第一部记载三七的药学典籍，有部分学者借此认为李时珍到达过广西考察，但该种说法并不准确，从《本草纲目》描述的文字可以窥得一二。《本草纲目》有关三七形态的描述为：“时珍曰：生广西、南丹诸州番峒深山中，采根曝干，黄黑色，团结者，状略似白及；长者，如老干地黄，有节，味微甘而苦，颇似人参之味”，仅描述三七根干体的性状，无鲜株的描述，对比《本草纲目》其他植物药均有鲜株的描述，可初步判断李时珍可能未见到三七鲜株。《本草纲目》关于三七的“集解”中亦有刘寄奴属的描述，“近传一种草……云是三七，而根大如牛蒡根，与南中来者不类，恐是刘寄奴之属，甚易繁衍”，通过描述与三七具有相同功效的刘寄奴的鲜株情况，是未见活株三七情况下的一种排除刘寄奴而鉴别三七的方法。文中用“甚易繁衍”来说明刘寄奴种植容易，从侧面对比说明三七种植不易，其时代可能出现过三七异地栽培的尝试，但可能出现失败，以至于只能从广西、南丹地区获取。
三七生长在冬暖夏凉、潮湿的特定环境中，适应能力差，因此三七只生长于云南文山州及广西靖西等很小的地理范围内。三七对生长环境要求严格是造成三七移栽困难的主要原因，这也可能是李时珍没有记录到活株三七的原因。三七的“释名”中，出现“盖恐不然”“或云”两个语气词，前者是对“彼人言其叶左三右四，故名三七”的讲法持怀疑态度，后者是对“谓其能合金创，如漆粘物也”三七功效的类比说法的商榷，而前者是对三七形态的一种怀疑态度，如若李时珍到达过当地考察，其对于药材的基本形态的说法是不会持怀疑态度的。
章静通过考据发现，在李时珍记载三七前，三七已被部分医家所记载，并在局部流传使用；明朝各地的商贸活动也促进了三七的流通；并且经常爆发局部战争的西南地区，也为三七的使用开发提供了条件。因此李时珍当时可能是采访来自广西、南丹等地域的医药者，并通过其从中带回的干体三七而描绘记录。
通过对四味中药的考据，笔者认为李时珍的药物考察活动并没有到达广西。那他关于产自广西的药物的记载又是来源于何处？
《李时珍传》里有“世孝友，以医为业”，说明李时珍生自医药世家，是为他学习医术、撰写医药著作的源头。李时珍“三试于乡不售”，而“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窥，善医，即以医自居”，说明李时珍为学医而广泛阅读长达十年之久。因治愈楚王儿子的疾病，“聘为奉祠，掌良医所事”。据谢敬考证当时明代藩府有藏书的传统，作为楚王的“奉祠”，李时珍有机会接触到藩府的丰富藏书，其中藏书可成为其后来书写的来源之一。后李时珍更被推荐“授予太医判”，更是接触到太医院丰富的医书，这也成为他广泛收集医药知识的来源之一。在《本草纲目》序中记载“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亦说明李时珍为撰写《本草纲目》用时之久，考察书目之多。其中有关广西产药物的记载可能在这期间被李时珍查阅到，因而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当时明朝疆域广袤，交通不易，阻碍了李时珍实地考察，关于广西产药物的记载难免会出现不足，但不影响到《本草纲目》的价值。（黄宝特 姜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