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纯（以下称张氏，公元1860年至1933年），字寿甫，河北盐山县人，民国时期著名医学家。《医学衷中参西录》[1]为张氏一生临床经验之总结，其中记载了大量有关温病的治疗经验，张氏对温病诊治有自己独到的认识，擅长应用白虎汤及白虎加人参汤治疗温病，笔者不揣鄙陋，就张氏温病治疗中“人参”的应用经验探讨如下。
张氏习惯用野党参代替人参，《医学衷中参西录·人参解》中明确记载：“愚临证习用党参，辅佐得宜，自能挽回验证也……是以愚于治寒温方中当用参者……恒以野党参代之”，并且对用党参代替人参的原因做了详细说明：(1)古人方剂中的人参实为党参，“人参之种类不一，古所用之人参，方书皆谓出于上党，即今之党参是也”[1]27，遵循古人的经验用党参代替人参。(2)人参以“辽人参”为道地药材，但野生的“辽人参”数量少，价格过于昂贵，在售的人参为人工种植，种植的人参又存在“砒石”残留。(3)野生的人参性温和，而种植的人参性燥烈，不宜临床应用。(4)辽人参其补益和温热之性皆数倍于党参，但其药性却与党参相同。
张氏治温病善用白虎汤及白虎加人参汤，但认为“人参”性热，建议用野党参代替，张氏在论白虎汤及白虎加人参汤之用法中指出：“至方中所用之人参，当以山西之野党参为正……吉林亦有此参，形状相似亦可用。至若高丽参、石柱参（亦名别直参），性皆燥热，不可用于此汤之中”[1]711。同时在《医学衷中参西录·续申白虎加人参汤之功用》所列举的医案中凡需要用“人参”者皆用“野台参”。张氏在通变白虎汤加人参汤的人参下注解到：“人参五钱用野党参按此分量，若辽东真野参宜减半，至高丽参则段不可用”[1]286，这里明确指出野党参和人参可以等量替换。由此可见，张氏治疗温病凡需要用“人参”者皆用野党参，且用量和人参一样。有学者认为张氏治疗温病所用的白虎加人参汤，是具有“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等功效”的人参[2]，这与张氏原著观点不一。
“人参”配石膏以除温热
张氏治温热病善用生石膏，且用量偏大，认为其气轻，性微寒而非大寒，可透热外出，“其寒凉之力远逊于黄连、龙胆草、知母、黄柏等……盖药诸药之退热，以寒胜热也，而石膏之退热，逐热外出也……能使内蕴之热息息自毛孔透出”[1]578。又因质重，可深入脏腑，逐热下行，且无伤胃之弊，被认为是“治寒温之第一要药”，石膏虽药性微寒，却能退大热，无论外感内伤都可以使用。张氏认为：“石膏之质甚重，七八钱一大撮，以微寒之药，欲用一大撮扑灭寒温燎原之热，难以有大效，是以其用生石膏以治外感实热，轻症必至两许；若实热炽盛，又恒重用四五两，或七八两”[1]7。张氏用人参配石膏治疗温病代表方剂当属白虎加人参汤，并对人参在白虎加人参汤中的作用概括了3点[1]1166：第一，“发汗之后人之正气多虚，人参大能补助正气，俾正气壮旺自能运化药力以胜邪”；第二，“发汗易伤津液，津液伤则人之阴分恒因之亏损，人参与石膏并用，能于邪热炽盛之时滋津液以复真阴，液滋阴复邪热易退”；第三，“病则纯热，药则纯凉，势若冰炭不相容……加人参之性温者以为之作引，此即凉因热用之义，为凉药中有热药引之以消热，而后热不格拒转与化合，热与凉药化合则热即消矣”。张氏这里虽然说的是“人参”在白虎加人参汤中的作用，但换用党参后，仍然有同样的作用。
张氏认为，党参性平，质柔润而不燥，善平补气血，与辛凉微寒之石膏配伍，即不背寒凉清热之旨，又不会因补益而碍邪外出，且温邪致病，善耗气伤津，党参配石膏，既益气养阴生津，又扶正助石膏以清热，且可防寒热格拒之虞，“盖石膏煎汤，其凉散之力皆息息由毛孔透达于外，若与人参并用，则其凉散之力，与人参补益之力互动化合，能施转于脏腑之间，以搜剔深入之外邪使之净尽无遗”[1]966。在温病初期邪盛正不虚时，治疗应以驱邪为主，张氏主张用党参量不宜过大，且必需与石膏等清热药相配合。党参与石膏的灵活配伍，扩大了温病治疗中石膏的应用范围[3]。
“人参”配滋润之品以护真阴
温邪是温病的致病因素，温邪与火热之邪同类，为阳邪，其性炎热，致病最易伤气耗津，津液伤则邪愈炽，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顾护阴液在温病治疗中非常重要。张氏认为，邪热盘踞多日，必耗损气血津液，迨至真阴亏虚，温邪内陷，可出现肝风内动以及阳气外脱等危候。如张氏言：“白虎加人参汤所主之证……实亦由其人真阴亏损也……人参补气之药非滋阴之药，而加白虎汤中，于邪火炽盛之时能立复真阴”，张氏在清解汤中述：“盖内虚之人，易受外感，而阴虚蕴热之人，尤易受温病。故无论风温、春温，兼阴虚者，当其发表、清解、降下之时，皆宜佐以滋阴之品……或兼用补气之品，若白虎汤之加人参……诚以人参与凉润之药并用，不但补气，实大能滋阴也”[1]386。加人参于大队寒润之中，能济肾中真阴之上升，协同白虎以化燥热，即以生津止渴，渴解热消，《医学衷中参西录·续申白虎加人参汤之功用》述：“白虎加人参汤所主之证……实亦由其人真阴亏损也。人参补气之药非滋阴之药，而加于白虎汤中，实能于邪热炽盛之时立复真阴，此中盖有化合之妙也……凡遇其人脉数或弦硬，或年过五旬，或劳心劳力之余，或其人身形素羸弱，即非在汗下吐后，渴而心烦者，当用白虎时，皆易加人参”[1]965，“人参之性，大能补气，元气旺而上升，自无下陷之虞，而与石膏同用，又大能治外感中之真阴亏损”[1]423，常与党参配伍的甘润滋养之品有山药、生地黄、玄参、沙参、天冬、白芍等，《医学衷中参西录·温病少阴证》述：“温病之实热，非生石膏莫解，辅以人参并能解邪实正虚之热，再辅以地黄、山药诸滋阴之品，更能解肾阴亏虚之热。且人参与滋阴之品同用，又能助肾阴上潮以解上焦之燥热”[1]1143。党参不但可助石膏以祛邪，与滋阴之药相伍，又可补肾阴以固真阴，真阴复则余热自消。《黄帝内经》曰：“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党参性平微温，善补气，于寒热之间助其气化，取阳中求阴之意，正所谓“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景岳全书》）。
体弱者用“人参”以固元气
温病发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且其发病与人体正气盛衰有密切关系，“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阴阳失和，正气动荡，邪气伺机而入，病乃由生。且温邪致病又容易耗气，张氏在温病治疗中，根据正虚受邪及正虚邪恋的病机特点，对于老年人、儿童、劳力劳心者、产后妇女及久病等正气亏虚之人，用党参扶正以固元气。党参性平而微温，可平补气阴，补气无黄芪之升举之虞，也无人参燥热助火之弊。《医学衷中参西录·人参解》述：“病体虚，元气亏损，人参兼能固元气”，“凡其人年过六旬，及劳心劳力之余，患寒温者，而宜用白虎汤者必加人参”。白虎加人参以山药代粳米汤，“愚自临证以来，遇阳明热炽，而其人素有内伤，或元气素弱，其脉或虚数，或数微者，皆投以白虎加人参汤”，“凡年过六旬之人，即脉甚洪实，用白虎汤时，亦必加人参二三钱”，“凡谂知其人劳心过度，或劳力过度，或在老年，或有宿疾，或热已入阳明之府，脉象虽实，而无洪滑之象，或脉有实热，而至数甚数者，用白虎汤时，皆以酌加人参”，论白虎汤及白虎加人参汤之用法，载“其人或年过五旬，或气血亏虚，或劳心劳力过度，或阳明府热虽实脉象无力，或脉搏过数，或脉虽有力而不数，仍无滑象，有其脉或结或代者，用白虎汤亦加人参，至于妇人产后患寒温者，果系阳明胃腑热实，亦可治以白虎，无论其脉象如何，用时皆易加人参”[1]709-711。
对于久病正气亏虚，无力抗邪，温邪内陷，病势危重，出现戴阳证等危重之候者，急则治其标，单用党参以扶正固脱，若无党参，人参也可用。正如《医学衷中参西录·白虎加人参以山药代粳米汤》中所述：“寒温之证，过十余日大热已退，或转现出种种危象，有宜单治以人参，不必加人参于白虎汤中者”[1]425。而张氏也常用童子小便煎党参一二两（今约30～60g），或单煎党参，兑通便，水浸冰冷后服用，治疗阳气虚脱之证，并建议偏阳虚者可加附子，大气下陷者可加柴胡。
党参[4]性甘、平，归肺脾、经，具有益气、生津、养血的疗效，其中西党、东党为野生品，白党、条党、潞党为人工栽种品。张氏作为近代医学名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在温病治疗中，围绕党参的药性特点和温病的病机特点，用野党参代替人参，不建议用人工种植的党参，用党参配石膏以除温热，伍滋润之品以护真阴，通过精妙的配伍，达到驱邪不伤正、扶正不留邪，并建议非急危重症，党参用量不宜过大，对于病危重患者没有党参时也可以用人参，可见其用药之考究。其对党参在温病治疗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记录了大量的医案，这些经验大大丰富了温病的治疗思路，且党参价格较人参便宜，也为患者节约了药物成本。张氏在温病治疗中对党参的妙用，对我们今天更好的继承和发展中医也具有重要的学习意义。
参考文献
[1]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2]张文学,李成文,杨艳芳,等.张锡纯应用白虎汤特色浅析.中医杂志,2010,51(4):380-381
[3]李丽,李成文,郭凤鹏.张锡纯应用石膏撷菁.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6):2536-2539
[4] 高学敏.中药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1552-1554
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 作者：张永前